在山西北部大同、左云、偏关等地形成了两道军事防线，因地处要冲，更配置了重兵戍守。于是，近薄九边重镇的山西大商小贩、地不足耕和破产的农民把住了这个机遇，捷足先蹬，蜂拥而至，为镇边明军操起贩运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生意。明政府为解决军粮的按时供应，于洪武三年实行了“开中法”：凡供应军粮的商人，都发给“仓钞”(政府为行施食盐专卖而印制的一种钞票)，凭“仓钞”领取“盐引”(贩卖盐量的凭证)。因贩盐有厚利可图，晋商遂竞相向驻军供粮，由此产生前述之“商屯”。到弘治五年(1492)，明廷又实行“开中折道”制：即使商人不供缴军粮，只要向盐运司或盐课提举司缴纳银两，也能领取盐引。接着，明廷又准许了盐引的转卖，由此引出了“边商”与“内商”的分化：边商以纳银取得盐引，再以出售盐引为业，这部分商人不再直接经营盐的运销，从盐商中分化出来，成为活跃在北方边镇的“引商”或“粮商”；内商靠购买盐引后到指定盐场领盐运销而成为专业盐商。弘治以后，山西盐商的活动场所，已从河东池盐扩展到两淮、长芦、四川、福建等主要盐产地。尤其边商、内商分工后，山西盐商迅速占籍扬州，以全国最大的盐业集散地为中心，积极扩大经营行销区域，渐与徽籍盐商成为垄断全国盐业运销的两大商业集团。
明代山西商人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散见于各类史籍者有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太原阎、大同薛氏和李氏。而最为闻名者有以商发家，其后成为官商结合家族的蒲州张四维家族，张四维明万历隆庆时曾任吏部右侍郎、内阁大学士，其父张允令、其弟张四教，皆为足迹遍天下之大盐商；还有蒲州王崇古家族，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其父王瑶以商起家，其伯父、其兄皆为大盐商；张四维系王崇古外甥，两家为家族联姻的官商大户。此外还有平阳亢嗣鼎，明末清初已是平阳首富，当地人称“亢百万”，其家用于藏粮的仓廪多至数千，当地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之说。到康熙时，亢氏已成为两淮盐商中富可敌国者。亢氏在小秦淮建“亢园”，临河造屋100间，长达一里余，人呼“百间房”；又建“亢家花园”，据说扬州瘦西湖即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从明朝中期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都涌现出来，大盐商、大粮商们也都扩大了经营范围，凡社会生活必需品，只要有利可图，无不操持。明代即有山西“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利用贩粮贩盐积蓄进行大规模商业活动，使晋商资本得到空前发展。
大同马市与明代山西遭受的两次浩劫
蒙古族早在元代已同中原人民结下血肉联系，退出长城后，仍迫切需要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以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明廷为安抚蒙古族，也为了筹措边费，正统三年(1438)，在大同、宣府开马市，与蒙古族开始贸易，规定大同军民可以平价买骆驼马匹，禁卖兵器和铜铁给蒙古族。“土木之变”后，蒙古族屡寇大同，嘉靖二十一年(1542)，俺答汗纠集蒙古族各部由左卫(今左云县)入掠朔州，经广武城(在今代县雁门关以北20里)，攻入太原城后，蒙古军大掠10日，屠戮居民4万。尔后，由太原南下太谷、祁县，转掠汾州、平遥、介休，抵霍州韩信岭，再入沁州、襄垣、长子，北折忻州、崞县(今原平市)、代州，从雁门故道北去。此次蒙古军入晋，从六月至七月，掠10卫38州县，杀戮男女10余万，焚毁公私庐舍八万余区，蹂躏田禾、杀掠牛马羊豕无数，是为明代山西遭受的最大一场浩劫。此后，大同马市时停时开，俺答汗则朝市暮寇，嘉靖三十一年，竟向大同发动了四次进攻，以后十余年每年进犯大同不已。穆宗隆庆元年(1567)秋，俺答汗又集兵数万入侵山西腹地，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直至平阳府之隰州，杀戮男女数万，大掠而去，造成明代山西的第二次大浩劫。隆庆四年，俺答汗看到掠夺战争不如和平贸易往来对蒙古人更为有利，向宣大(宣府、大同)总督王崇古表示：只要明归还把汉那吉(把汉那吉为俺答之孙，因家庭失和，投奔宣大总督王崇古，归附明朝)，愿与明朝永远通好，誓不背德；并请求以蒙古马和明朝铁锅布帛互市；还答应把逃匿在蒙古部多年的教唆蒙古侵扰明边的汉奸赵全、李自馨等送交明朝。经王崇古奏请、大学士张居正支持，隆庆五年秋，恢复朝贡贸易，重开边地马市、民市。此后在俺答晚年与其夫人三娘子统治的30年中，蒙汉始终保持友好。
山西旅蒙商帮的崛起
入清后，蒙古内附，清廷对传统的朝贡贸易、马市、民市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给山西商人创造了越过长城，向漠南(内蒙)、漠北(外蒙)西北广阔地区及俄国经商的机遇，促成了山西旅蒙商帮的崛起，并成为旅蒙商人中的主力军。
旅蒙商始于清康熙年间，康熙为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解决行军作战之军需供给，组织了一批汉族商人随军贸易。这些旅蒙商人，绝大部分是山西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县张原村的范氏皇商。范氏先祖范至刚早在明初已是张家口的名商大贾。满清入主中原后，为“财赋有出，国用不匮”，顺治初年即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位山西有功之商召入京城，赐宴便殿，入籍内务府，封为皇商。八大皇商之一的范永斗便是范至刚的八世孙。范氏在康雍年间四次平定准噶尔的叛乱中，都随军西征，承担了购置运输供给军粮的任务。其后，范氏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市场，有“参商”之称；运销河东、长芦盐引，在直隶等20多个州县开设盐店，直接批发盐斤，成为大盐商；从康熙至乾隆年间往返于日本贩运洋铜，成为大洋铜商；经营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运销内地，成为大木材商；乾隆二十一年(1757)还代表清廷在宁波与英商谈判议定进口玻璃契约；乾隆二十二年还奉旨前往新疆，与哈萨克议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互市贸易事项。而始终活跃在蒙古大草原上最著名的旅蒙商则是介休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清大将费扬古率军西征时，他们三人还只是随军伙夫和杂役。清军进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后，他们在乌里雅苏台合伙建“吉盛堂”商号，开始小本经营，稍后改称“大盛魁”。到乾隆年间极盛时，“大盛魁”发展到员工六七千、大小分号联号二十个左右、商队足力骆驼近两万峰、用于看守羊群马群帐篷和传送情报的狗1200余条。其经营范围上自百货，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他们把采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集中归化城，然后行销蒙古；再将从蒙古族购来的牲畜、皮毛、药材等集中归化城，转贩全国各地。山西旅蒙商在蒙古台站的基础上开辟了三条商道：一条经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一条经张家口通往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库伦、恰克图、科布多、迪化(乌鲁木齐)、伊犁(今霍城)、塔尔巴哈台；一条经归化城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旅蒙晋商在多伦诺尔、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设有商号，这些地点是他们的固定性商业网点和集中活动的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