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陈鸿毅记——
第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诚然，“上”者，诸侯、大夫也，譬诸当今位高权重之公务员也。“士”者，知识分子也，乃至孔子所谓“君子不器”之“器”，即专业技术人员；“庶人”者，农工商也。“上征利”而非服务，盖所谓贪官辈出前仆后继，国，不得不危。然而，“下征利”，则国非但不危，国盛矣，昌矣！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便是“士庶人”交征利的社会，而不是人人热衷于政治空谈，人人热衷于高层人事变动的社会。孟子——推及儒家之所谓“仁”、“义”，既是一种道德理想，更是一种“王道”、“仁术”，它不足以为“士庶人”之道德范式与精神信仰。
第二，再论“不夺不厌”。不夺不厌，人性使然而已。以王道（所谓王道者，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统治术）为道德规范，及于黎民百姓之身，犹牛轭之代马辔，大谬矣！经典儒学为天下人设计的道德规范，除了强制性要求遵守上下秩序，所谓君君，臣臣者，事实上从不曾为这种秩序的合理性提供过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更不曾真正建立过普世、终极的信念。难怪老黑格尔讥讽《论语》只不过是一本处世格言集。
（二）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鴈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陈鸿毅记——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孟子教授梁惠王者，竟只是如何使民“欢乐之”地受奴役。显然，文王为沼，为台，连所谓的“公益事业”都算不上。这“欢乐”，大约便是鲁迅所谓终于做稳了奴隶的那种欢乐了。
是该乐一乐，不乐白不乐。
（三）
“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
陈鸿毅记——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大饥荒，不言乌托邦之过，“非我也，三年自然灾害也！”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曾有过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同时受自然灾害的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共时性地这里洪水，那里干旱、这里蝗灾，那里地震？这可能么？连简单的谎言都编得令人笑掉大牙没处找。
孟子时代尚能要求帝王不“罪岁”，曾几何时，我们曾经上上下下、热火朝天大批“孔孟之道”。看来，无耻也是有“段位”可论的。
（四）
（原文较长，以上引文删去数段）……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陈鸿毅又记——
“民本”思想一直是经典儒学思想的一个最积极的因素。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廓清：
其一，“民本”是现代人对儒学的一种理解与阐释，“民本”思想不是“民主”观念。所谓上古时代的朴素民主一说，我以为无稽，后来的儒家与民主更是八杆子打不着边。尧舜禹的“禅让”，具体情节如何？颇为可疑。即便无疑，所谓的禅让，充其量也是王位继承的接班人培养而已，这“禅让”颇似对后任“考核”的结果，是经上级研究决定而任命的，民不得置喙，征询民意也是一种作秀。
其二，所谓“民贵君轻”，是一种统治策略，一个政治口号，它与“只有分工不同，没有等级差别”，与“公仆”这个美好的名词，都是一回事的东西，要是你真以为人家是你的“仆人”，倘若你不觉得自己在犯傻，那你一定是犯癫了。
（五）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陈鸿毅记——
“施仁政于民”，便“可使制（木＋延）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老夫子书生理想与一厢情愿而已。不论是孟子稍后之秦统一中国，还是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都在嘲弄着这种美好的一厢情愿。唯“坚甲利兵”，而无“仁政”、无文化，则质胜于文——秦如是，成吉思汗如是，凯撒如是，拿破仑如是。唯“仁政”，或唯文化，而无坚甲利兵或兵甲于强敌之前不足道，难免于文胜于质，古希腊如是，宋朝如是。世界对于统治者而言，叫江山。江山毕竟是打出来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话的逻辑很强盗，但是，当斯大林先生刁着烟斗这么说的时候，他与“兴王败寇”这一中国古代智慧的精义唱出了同工之异曲。
人类的所谓“正史”，基本上是一部又一部为屠夫涂金抹粉的历史，因为世界是强盗的世界。孟子可爱，也迂。
（六）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陈鸿毅记——
问曰“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亚圣回答得简明扼要，干脆利落，而梁襄王的追问，也不是为何必得“定于一”，而是谁能统一中国。天下必须统一，在当时是不争的共识，只有谁来统一，如何统一，才成为问题。
拉开距离对中国历史作一个见森林而略树木的粗略纵观，也确实是只有统一，才有安定可言。中国历史统一的时候多，分裂的时期少且短暂，而在那些短暂的分裂时期，几乎都是社会动乱、百姓流离失所的时期。可以说，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无甚区别的一回事。黄仁宇以为“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诚然。最初驱使中国必须统一的原因，决非文化，而是气候与黄河。
当时决定中国必须走向统一的因素，甚至连所谓的语言共通都不是，辟如，今天标准的普通话，更多的是鲜卑语，离中国古代语言已经相当远了，孔子时代有“雅言”一说，相当于当时各国间通用的“普通话”，而《论语》、《孟子》诸典，可以说是古代的山东方言写成的。这个“因素”，是有时含水量高达百分之四十六的黄河。近一半的含沙量，使黄河流域多灾多难，此河使这一流域存在多个国家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公元前651年，周王召集各诸侯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得在天灾时阴碍谷米的流通，史称“葵丘之盟”。但国与国之间的“条约”的约束力历来是很可怜的。吞并各国成了各诸侯自然而然的心思。
在中国，甚至连诸侯这样类似松散的“联邦制”都行不通。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的冲突，也使建立一个联成一体的长城成为必要，而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将北方零星的要塞联结起来，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长城作为一个防御工事，应该有其效用。
（七）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陈鸿毅记——
“廛而不征”者，类于今之“免税仓储”也。
“法而不廛”，政府为某一行业提供保护价之谓也。看来孟子颇懂税收调节、提供倾斜政策。说孟老夫子实乃宏观调控的鼻祖，似乎也不为过。
“关，讥而不征”，既然是一种“仁政”的愿望与主张，那么，当时实际上存在“讥而又征”，是可以推想得出了，此乃“留下买路钱”的财政政策，与如今一辆车跑上几步路就向收费站缴一次银子，倒颇相似。
“助而不税”，助者，义务投工投劳也。所谓“封建”，就跟义务投工投劳直接相关，私田八，公田一之谓也。投工投劳之后，就不必缴纳农业税、特产税，更不知“农业临时用地管理费”、“教育附加费”、“人头税”、“集资款”、“计划生育罚款”、“治安管理费”乃至于派出所买小车的“赞助费”为何物。生活在上古三代，有福了！
不过，我们也终于不再缴纳农业税、特产税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向着上古三代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一步就跨了两千多年，我们当为之欢欣鼓舞！难道不应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