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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世风日下,只要有利益驱动,再有名的机构也会做出让人痛心的事.真不知道小时候读书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象个神话一样.人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靠你最近的朋友基本上有一层利益关系,谈论最多的也是钱,这个社会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其实觉的在毛的领导下也不错,如果在某些方面再改进一下就很完美了,那个年代大家都和睦相处,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大家不用为房子担忧.也不能说现在社会不好,只是改革有点过了头了,这个"度"没把握好.现在资源的过度滥用,把子孙的都用了,以后的人怎么生活,现在的人太自私了......................

                                   科学时报 8月18日 1版 作者：潘锋

           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做一点儿二流的研究工作，却拿走不少于100万元的一流年薪…… 不久前，来京参加主题为“数学物理发展前沿”的第258次香山科学会议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会议执行主席丘成桐，于会议期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丘成桐很少谈及会议本身的内容，反而谈到了这些年来他所关注的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全职教授的作风问题。

记者：为何某些回国全职教授难胜其职？

 丘成桐：美国的大学对全职教授的在职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即每年必须在其所受聘的大学工作满9个月以上，否则将会受到各种处罚，因此作为美国某大学的一个全职教授来说，自己在一年内可以支配的时间或在外工作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月、两个月，最多三个月，因为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不合规定的了。 但是，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在国外是全职教授，却又跑回来与中国的大学签约，为了项目、经费和利益，表示自己同样可以在中国做全职教授，这样的全职教授应该说是假的。哈佛大学等国外知名大学，如果知道它所聘请的某人在另外一个地方还干着全职教授的话，会毫不客气地将其解雇。 如果说这些人能把在中国三个月的时间都用在学问上也是好的，可问题是他所谓的来国内，很多情况是跑到乡下去，或跑到其它地方去旅行、游玩。有的所谓全职教授，应当来3个月，结果实际上只来了1～2个星期，拿了钱就走，把学生一丢，自己出去玩，风气坏的不得了!如果听任这样的风气发展下去，学问很难做好。现在，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自己一年中能有几个月可以在中国做研究、带学生。

记者：为何这些全职教授热衷于做二流或三流的工作？

丘成桐：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全职教授在中国带学生做的都是一些二流甚至三流的研究工作，而他们在国外却是努力尝试着去做一流的工作。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时间问题，要在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点成果来，只有做二流或三流的研究工作不可，否则怎么能在短期内有一个交代呢？谁都知道要做出一流的工作必须要求科学家长期地参与到实际研究工作中，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不知花了多少功夫才做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 第二是这些人的水平本身也就是二流或者三流的。中国人对权和利看得很重，很多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拿到终身教授这个位置以后，就不太再喜欢做学问了，于是就开始做二流、三流的工作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做出了一流的工作，拿到了终身教授的位置，但这并不代表你以后同样会有很好的成果。很多美国知名教授都是这样，年轻时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到了30～40岁就什么也做不出来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些回来的人的学问，跟中国当地的20～30岁的年轻人的研究水平不相上下，甚至有的人水平还要更差一些。 第三，就是二流或者是三流的工作，在中国更容易不费力气地“过关”。这里面的“花招”有很多，比如把自己在国外做的工作重复一下，或在某个小小的方面改一改；或者文章往往本来用2～3页纸就可以写完了，有人非要写上几百页，以显示其工作的重要性；自己没有做那么多工作没关系，把别人的文章拿过来，改头换面抄一抄，做一点点改动就说成是他的了。现在这种做法很风行，尽管败坏了学风，但是他们反倒成功了。 有些人心里这样想，在中国反正周围的人都在做二流、三流的工作，说不定自己的二流工作可能水平还高一些，所以他到中国来更有“安全感”。而大学的领导又有几个会知道他做二流或三流的工作呢？但在国外就不同了，国外的竞争压力比较大，国外名校的教授都是在做第一流的工作。如果你“偷奸耍滑”做第二流的事情，马上就会被旁边的人或同行看出来，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吸引人才，提高研究水平的关键在哪里？ 丘成桐：中国数学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曾有两次高峰和辉煌，都达到了当时国际最高水平，甚至有所超越。现在的问题是，从前培养下来的一批很好的学生，年纪都比较大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学界又培养了一批留学生，但剩下来的很少，大批在国外。中国数学现在与世界是存在差距的。 要提高研究水平，当然离不开人才。现在一谈到吸引人才，就是钱，这也成为有些人是否回来的标准。他们只是看自己是否能够拿到好处，有没有权、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钱，而主管部门好像又特别关心这些人的报酬问题，而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是否真正地在为中国做事。 有的人一年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100万元人民币，这还不是研究经费。100万元也许是一个比较低的估计，我个人认为，至少可以拿到150万元甚至200万元以上。一年的时间里，来中国不超过三个月，到处跑，水平又不怎么样，还要拿走100万元，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让别人又怎么会静下心来做研究呢？更有甚者，有的人在一个大学拿了钱以后，又跑到第二个大学讲，他们会说：人家给了我这么多的钱，你要不要给我同样多的钱？所以，现在有一部分人的心思全部都放在如何捞钱上了，还有谁能指望他们能做出像样的学问来呢？尽管现在各种研究经费多得不得了，可是有的人经费多得不知道该怎么用，同时有的人却一点钱都没有，这是很不公平的。 我觉得国家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能够发挥他们特长的条件，真正将研究水平做上去。报酬应该是有的，但不能只讲报酬。

       4月1日，一纸公文。全上海的注册代理公司损失惨重，在4月前用1000元接单的注册费用，猛增到5000。有的订立过合同或者守信的，就自己补贴这4000了。当然，损失更惨的是创业者们。工商局注册的可能几乎为0，7道工序，道道遥遥无期。
　　 送礼，催促。终于在5月底完成了工商局的所有注册。接下来就是税务局。照例，一纸公文，把几乎所有的税务局的注册都逼入绝境，所谓的严格审查只不过是时间的延长。
　　 7月中旬终于得到了3证。然后苟延残喘的从经济区回到市区，结果发现。8月中旬一纸公文，银行似乎一夜间拒绝100万以下注册资金的公司开户。除非去及其偏僻的地方开户。
　　
　　 大背景：大学生民间调查60%失业，政府调查23%失业；政府努力宣传和“支持创业”；国际资金迅速流入上海和全国，民营经济处于极端弱势，国营则依靠内部垄断政策支持的垄断格外耀眼，就像生长在病人体内的肿瘤一样；民营苛捐杂税高税率开户都难何况贷款；外企低税甚至免税，并且可以通过国外关系进行避税；民营没有得到一丝社会权力，导致民营企业没有强者联盟只有弱者斗争。民营企业数量减少，注册数量减少，从城市不断被排挤。
　　
　　 不多说了。
　　
　　 各位，没有后门，没有很多的钱，别想在上海正规创业。这个地方实在够绝的了，他把自己的人民培养成打工者，给外来的压榨者以优惠、政策、服务。他阻断穷人通往富裕的希冀，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他有的是高楼大厦繁华，惜的是大厦每省占几座，其他都是国外的，连2坐标志性建筑都是日本的。
　　
　　 一个国有银行的月薪2，3000的小职员。可以看不起一个手握100万以下资金、充满干劲和能力的创业者。这就是上海。
　　
　　 创业者在上海。就是赤佬。哪怕你有强烈的振兴祖国和家族的欲望，你也只佩做个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