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四）
自从毕业分配到新单位的财务科工作已有一年多了，从最初的成本费用报销到现在的全厂退休工人工资发放，责任性要比以前强多了，毕竟要与现金打交道，来不得有大的差错。
我小心着，但还是在工作中出错了：就在昨天，是我进单位以来日子最难过的一天。有许多退休工人来电、来信，说退休工资没拿到；还有十几个退休职工不知道厂里电话，就亲自跑来询问。其中有一位家在崇明的退休职工可能打不通厂里电话，发来一份紧急电报。
说明一下，我厂退休工人工资分两种发式发放：一种是自己来取现金，另一种是通过邮局汇款。我交给邮局的汇款单是十三号中午送去的（以往总是十二号下午送去），由于我少填了一张汇款单，汇款单总计数与我交予邮局的汇款表上数字不平，邮局化了半天时间才找出原因，打电话来让我补写一张。恰逢十四号外面又是星期日，邮局里的内部人员休息，他们可能在十五号下午才将这些汇款单送交总局。
我觉得这次汇款晚了，但没想到会晚二天。若在平时，退休职工一般都是在十五号上午收到汇款单。现在已是十七号了，汇款单还没收到，这些退休职工自然要着急，纷纷打电话来询问厂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会不会把退休工人的工资给挪用了。
就在十五号中午，我在厂门口发放着退休工资，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气呼呼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把退休证往桌子上狠狠一扔，说：“今天我拿不到工资就不走了！我家里等着这钱派用场。”小组里的同事一个劲地向她解释，但没用。巧在小组长正好认识她，说了很多好话才将她打发走。
十六号正好是厂休日，有很多退休职工打电话来，找不到负责人就让总机小姐转告财务科，声明自己的工资没正常收到，感觉很是莫名其妙，希望尽快查出原因。
昨天是十七号，厂星期一。一早来上班，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就响个不停。人也来了好几个，个个看上去愁眉苦脸，心思重重。我说尽好话，忙着一一打发他们走路。还有一些人电话打到厂工会主席那里，让主席好言给回了。小组长也收到不少电话，一一代我解释了。
过了九点电话才少了，估计这些退休职工收到汇款单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种一听到电话铃声响就心惊肉跳的感觉没了。嗨！都怪我不好，漏填一张汇款单，由此引来这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事组长和科长嘴上尽管没说什么，但我心里很是愧疚。我暗自下决心，下回做事一定要认真负责，谁叫我是一个做财务的人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
最近特忙，自从接手销售成本（部分）核算与原始发票的复核工作后（退休工资不搞了），每天要做的事很多。加上科里有个同事读电大去了，她的一半工作落在我身上。我每天按计算机键的时间要超过六小时，虽然对计算机键熟练到可以闭着眼睛也能按，但这点工作量还是明摆着，偷懒不得。
厂所有的销售发票由销售科统一开，开票有三个人，每天要开出几百份发票。其中一位女士脑子有着先天的走神感，开起发票来老是出现笔误，基本上是二到三天出一次差错。开错发票不能作废，只能开调正单予以更正。有时调正单也会被她开错，真是急死人！
开好的发票送交财务科，由我一个人复核。我复核好后抽一份出来让小组里的人登记，其余的发票再送交运输科。运输科我每天要去，销售科也需要经常光顾。此外，我还要兼做销售成本的核算工作，天天从上班忙到下班，抬不起头来。
工作了一段时间，实在吃不消，叫科长再派一个人给我。恰好“打办”（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就在我们科室隔壁办公，组织科便关照“打办”里的二老（两位退休回用职工）一少（新来的）在无新工作布置时必需无条件地协助我们财务科工作。
那个少的被指派协助我工作，此女姓鲁，与我同龄，住我家前面一幢房子。鲁小姐到来时便向我声明，她要考夜大，每天最多只能帮我半天忙。也好！半天就半天，我可以小松一口气，我这样想着。
不想鲁小姐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化妆师”，每天上班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办公室里对自己的脸美容半小时，之后才是吃牛奶和几片饼干或是面包。在吃的时候，有时会冷不丁地问我，最近是否觉得她胖了。
鲁小姐每天实际工作二小时还不到，这也罢了，偏偏还要经常出错。她的两位师傅也不得不承认，鲁小姐这人特懒，不肯多做事，而做起事来又魂不在身常出错。师傅本是回用人员，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根本不想得罪人。
我被鲁小姐害苦了，今天便是一例：我交给她好几叠销售发票，让她把销售金额统计出来，再用铅笔把这些数字写在第一份发票的右上角。她翘着嘴，有些不开心，说马上要下班了，明天再干。“不行！这数字科长等着要，再说现在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呢！”我说道。
听说科长要，鲁小姐不敢怠慢，马上行动起来。半小时之后，鲁小姐把发票交给了我，说统计数字全写在第一叠发票上了。我没细看，就按发票上的产品类别把这些发票全部打乱重新统计，可出来的数字怎么打也与鲁小姐的数字不相符。不是她错便是我错，毛病就是找不出来。
已到了下班时间，原本说好去同学家现在也去不成了。没法，只好把刚才打乱的发票再按开票日期重新放好，进行重新统计。如此这样终于找到错处。原来鲁小姐在统计其中一叠发票时，没把统计数抄上去，而是将第一份发票上的金额一五一十抄在右上角。这帐怎能会平？怪我在拆分发票之前没注意检查一下。
财务帐不好做，要做就认真做，不能开小差，否则累了自己也苦了别人。这话对鲁小姐说，也对我自己说。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日）
这几天，家里不太平，很多烦事一袭而来。父亲光火，一直在“骂山门”。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前几个月去了一次江苏老家，在那里认识了同村的一个远亲D。没过多久，D就搭老家的货车来上海，开口向我父亲索要自行车。父亲在自行车厂里工作，专门负责食堂伙食的采购。菜场里的肉制品、水产品一向供应紧张，团购就更加困难了。父亲靠手中紧俏的自行车票与菜场领导保持着友好往来，解决了全厂职工的伙食问题。故而，父亲每月能从单位里领到一二张票子，每过几个月便能省下几张票子分送给熟人。
D 这次回乡下老家，父亲托他带四辆车子回去。其中一辆是我的上海姨夫托他带的，另两辆是父亲许诺给乡下亲戚买的，最后那辆半新不旧的才是答应给D的。
没想到那天D很晚才来取车，取车时家中只有我的哥哥和妹妹在。家里共有四辆新车，另一辆便是这半新不旧的。驾驶员把新车全部推了出去，留下那辆半新车，而心里有数的D装着没注意，赶紧开车走人。
那晚，开灯时，我和父亲同时发觉车子拿错了。父亲大发雷霆，一会儿骂母亲没用；一会儿骂哥哥是个笨蛋。哥哥下午乘船回崇明去了，自然听不到他骂。夜晚妹妹中班回家，父亲又骂起她，连个车子也看不住，饭白吃了。
那顿晚饭吃得不开心，父亲当即写了三封底鸡毛信寄回老家，希望在老家办事的上海姨夫回沪时把这车子带回来。没过几天，上海姨夫回沪了。一到我家就当即声明：车子没带回来，被他送给乡下另一位姨夫了。其意思是说，谁叫你与乡下人搞不清，让你尝尝滋味。乡下人要车子根本不是自己用，全是转手高价倒卖掉，赚取不小的差价。
父亲耐着性子没发火，而母亲听说车子买给了自己的妹妹则无反对意见，反与上海姨夫一唱一和。说父亲是老头子一个了，还骑什么新车，就骑骑这辆旧车蛮好的（这车其实不旧，只骑了半年多时间）。
上海姨夫一走，父亲就朝母亲发起大火，饭也不吃就出门了。出门时说：“今天我不回家就睡在厂里了！”
傍晚，我一到家，母亲就把这事告诉我，要我去厂里把父亲找回来。我说不用了，他会自己回来的。因为厂里没地方可睡，就是睡，上夜班同事会觉得奇怪，以为我家发生大事了。
果然没多久，父亲回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我气死了！气得刚才在马路上差一点被十四路电车撞死！”
父亲晚饭也不吃就上床睡觉了，在把头蒙进被子之前，要我再火速写一封信照会D，若不将车子取回来，以后别再想得到一张票子；也别将踏进李家大门，并将与家乡所有的亲戚断绝来往。
后补：
D接到信后，当即花言巧语地从家乡姨夫那里把那辆车给骗出来了，并在半个月之后
带回上海，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给自己的女儿也搞一辆车子。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上午，女友小邢来电，说她的母亲想见见我，要我晚上去她家一次，我答应晚上六点半准时到。小邢是立信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我厂财务科带队（班长）实习时与我相识并好上的，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攻关终于赢得她的芳心，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晚六点，我出门了，先是到一位中学同学家里打声招呼，因为前几天曾与他说好吹牛皮的，现在见女友要紧。此时已是六点一刻，小邢家住国顺路上的邢家宅，我抄近路从双阳路穿进去，不想这条小路在修路，全是坑道与积水，根本没法行走，无奈退出来再走黄兴路。
到了小邢家已是晚六点三刻，小邢不在，她的嫂嫂在家门口洗衣服，说小邢有可能在车站口等我。我急忙赶到车站，却不见人影，再折回来时遇上了小邢。原来她一直在车站等我，只怪我在电话里没说清楚碰头地方。她等了十分钟不见我来，而此时又有两个小流氓纠缠着她，她就跑到对面厂门口打电话到我家里。是父亲接的电话，说我半小时之前就出门了。
小邢个子不高，脸蛋却不错，马路上常有小流氓对她动坏脑筋。一次，我与她同去市工人文化宫。在二十七路电车上，有一个小青年趁人多拥挤时，故意将手放在她的大腿内侧，被小邢狠狠捏了一下手背。小邢下车后，那个小青年不死心跟了下来，见她钩住我的手肩走路，这才识相退去。退去后，小邢才把这事告诉我，说是怕我火气上来与他打架。
言归正传。在小邢的带领下，我见到了她的母亲和哥哥。她的母亲对我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一丝的热心样，她的哥哥也是如此，冷冷地在一边看电视，好象家里不曾有客人来。我傻坐好一会，就是没一个人理我，倒是我拚命想着什么话题来与他们搭话。记得与分手的前任女友谈恋爱时，第一次上她的家，她的父母老是问长问短的，对我的到来相当重视。没想到现在我来到小邢家，会是遇上这种尴尬的场面，有些想不通。没办法，世俗偏见：本地人看不起苏北人。
好在我没带什么礼物（小邢事先关照我不要带），否则事难办！怎么难办？事后据小邢说，她的母亲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究竟是烧三个水蒲鸡蛋还是烧四个水蒲鸡蛋给我吃。犹豫不决，想想还是不烧为好。如果我拿礼物了，则一定要烧。本地人对客人到来一定要烧上四个水蒲鸡蛋，而我是苏北人，苏北人对客人是烧三个水蒲鸡蛋的。风俗不一，难怪她的母亲要紧皱眉头，一言不发了。
后补：
再一次去小邢家时，正是冬天。她的母亲得知我晚上看书总要到深夜，双脚在桌子底下冷得要命，便亲自做了一双很保暖的草鞋送给我。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
今天是厂休日，上午，在家一本正经地埋头创作“江南游”（组诗）。前几天刚与几位同学骑自行车沿太湖转了一圈子。化了五天四夜，每天行程一百二十多公里。从江苏昆山那头出发，再从浙江嘉兴那边回来。收获不少，正在作诗。
同学阿华来了，说是他的姐姐要出嫁了，家里若是来客人连个象样凳子也没有，要我陪他及他的母亲一起去家具店买个三人沙发回来。
跟着出门，跑了几个家具店，最后才相中一只很好看的布面大沙发，租了一辆黄鱼车运回来。一路上很当心，在往二楼搬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底楼楼梯口那户人家的铁窗子，当场将沙发的左扶手勾破两个洞：一大一小。此时，阿华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我也想不通，怎么会这样鲁莽。
而这时，阿华的母亲与一位女邻居过来了，见我们愣在哪儿不动便问发生了什么事。阿华吓得不敢开口，而我指着那个小洞实话半说。阿华的母亲低头看了一眼，唠道了几句也就算了。没想到那个好事的女邻居居然象杀猪般大叫起来：“不得了了！这里还有一个大洞呵！”
这下，阴谋诡计暴露，阿华母亲的脸一下子发白。阿华把手指伸进那个大洞里，故作镇静地说：“还可以！回去补一补！”
“补”字还没全部说完，阿华头上已挨了B52轰炸机一个重磅炸弹。
下午外出，先到福州路上的书店去了一次，随后又去了一位同学的单位。因为这位同学说他办公室里有一位姑娘特别欣赏我的文章，想认识我一下。我去了，可惜我的同学不在，办公室里有好几位脸蛋不错的姑娘，不知这位同学说的是其中哪一位。
在外随便吃了晚饭，骑车来到南京西路上的鲁迅艺术学校。一进门，就碰到“嘤鸣”文学社的阿妮社长，她是从厂里直接过来的，晚饭还没吃呢！买了一个面包放在包里。
与阿妮聊了没多久，陆续有一些客人前来，我们自己社里的人来了不多，倒是外社的人来了不少。有“天天”文学社的，也有名叫“我们”的社团成员，静安图书馆书评组组长也来了。靠前排坐的是从南京来的一帮子文学爱好者，靠后排坐的则是《第二课堂》的几位编辑，加起来三十个人还不到。
此次活动主题是由朱伟国（笔名：默默，出过不少书，其中有《四十不惑》等，此话后补）谈他的诗歌创作。老实说，他写的诗看过一些，太朦胧，很多人都叫看不懂。我也是，但我没叫。
讨论很热闹。这时，社长阿妮过来敲敲我的背，说：“你有四个月没交会费了！”
我说：“那就补呗！”“不用补了！你就赞助五元钱，作为义助。”阿妮说道。
“嘤鸣”文学社里我已拉出二十几个成员独自成立了沪东工作组，并且独立编辑会刊。说明一下，“嘤鸣”社有成员上百人，人多事杂，“老公”（公安局）老是来找麻烦，于是化整为零，成立各个支部，而我所领导的沪东支部又是所有支部中最活跃的一个支部。
此时，沪西支部的部长周先生走过来向我握手，并拥抱我一下。我想笑，却没笑出来。他送上他们支部刚出的一期会刊。给了四本，让我带回去散发，我照收！
回到家已是十二夜过后，原因是我的坐骑（自行车）后轮胎有些漏气，坏了我的心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
上二天，收到前任女友小邢寄来两张比较精制的书签，上面的落款日期为十一月八日，想来这一天应该是她的结婚日子。记得她曾在月初与我说过，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结婚，宴席就放在某饭店。新郎是离家不远的邻居男孩，此事由父亲作主。小邢说她由不得自己选择，反正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对此，我无动于衷。
前天，小邢科室里的一个男同事（此人是我下面二届的同学，与我关系不错）来电，我不在。办公室里的同事要我回电，我没回电，想必是小邢让他带喜糖过来。我觉得知道了这回事就可以了，至于喜糖就免了。
今天，吃好中饭，在食堂门口碰到同事陈小姐。她在科室里工作，她的姐姐与是我中学同学。我带陈小姐参加过几次文学沙龙活动，她对我印象特好。
这回，陈小姐跟着我来到我的车间办公室（注：厂里新成立一个车间，我调到车间任工资员兼成本员）。坐了一会儿，科里的同事吃好饭纷纷回来了，说话不方便，她就跟着我来到办公大楼的屋顶，一边看着工厂风景；一边闲聊。陈小姐时不时地对我露出亲热的迹象，我装傻，只当没感觉到。
我为何要这样？事出有因。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陈小姐的家，她不在家，其父母亲都在。双老眼睛很毒，知道我这个新来的客人是来者不善，有着别有用心之意。她的母亲只是问问我的家庭情况，而她的父亲却直露露地说：“我女儿不是个好东西，一不会做家务事；二不懂得孝心，再说脾气也不好。文革时，我挨过批斗，她就跑到居委会，坚决要求与我脱离父子关系。哪有这样的女儿？”
我一看妙头不对，马上应付几句，起身告辞了。现在陈小姐自然不知我去过她家，眼睛望着我时还是那样水淋淋的，一颗心连着一个美丽的梦在升腾。
晚，在车间办公室值班，写着日记，觉得身子冷，就到车间里看工人干活。车间里有一位小妈妈与我关系不错。闲聊中，她与我说了不少悄悄话。不过，我事先向她声明，最近在写一篇关于女人对婚姻看法的调查文章，需要调查各种职业的已婚或未婚的女性（后来此文章以《女性婚姻面面观》刊登在《文汇报》上）。
（小补：没想到接连二天值班，晚上受冷，病倒了，说话也沙哑了，忙去医务室配了一点药，下午调休回宿舍睡觉去了。）
（大补：二年之后，陈小姐闪电般结婚了，与她姐姐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结婚了。过了四五年，她又闪电般离婚了。法院判决，女儿归她抚养，因为男方好赌，家中什么事也不管，更不愿在离婚后交付小孩的抚养费。好在陈小姐在单位里通过福利分房，得到一间房子，母女俩也算有个落脚点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
上午，唐小姐（刚毕业不久的一位女大学生，现在一个中学教语文）来电，要我帮她复印一下她同学的信，因为这些信要退还写信的主人。这是小事，单位里那台复印机虽然复印起来象坦克车轰鸣，但还能行，我应了。没多久，唐小姐便把信送来了，关照我复印好后即刻打电话给她。
复好信后，想做好事，帮忙装订，装订难免要看内容。一看内容，我笑了，这些都是情书，是一个名叫“夏玲”的女孩与一个自称自己是“经理”的男人往来的全部书信。
这些信组成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一位叫“夏玲”的女孩在某报纸上看到一个“经理”男人刊登一条征婚启示，于是就写信过去。不久，俩人联系上了，开始书信往来，没多久便相约见了面。之后，双方各有意思，感情跟着“意思”升温。后来，“夏玲”无意中发觉寄过去信的地方居然是一个招待所的地址，方才明白他不是一个上海人。事到如此，“经理”只能坦言自己是浙江黄岩人，并承认自己事业还没做大，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理”。此时，“夏玲”觉得这样交往下去没意义，便以自己已有男友而拒绝下一步的往来。
最后一封信是“经理”写给“夏玲”的，信名叫“混帐的你！”一大篇幅是骂爹骂娘的。“夏玲”在信的结尾给了一个批注：“没水准！没知识！没教养！”
那么，我为什么要笑呢？因为“夏玲”就是眼前这位唐小姐。唐小姐与他写第一封信时，为怕日后有麻烦，就把我的邮编地址与名字写上去了，外加三个字：“转：夏玲”。然后一正正经地对我说，她有个同学最近要搬家，有些信想通过你这里转一转。我当即表示同意。
来第一封信时，我没在意，以为是自己的信便拆开了。唐小姐翘着小嘴，说夏老师对此会不开心的，心里暗暗叫好。因为这封信太普通了，让人感觉象似一个学生毕业后写给母校老师的一封信，让我感觉还真以为她在代她同学收信呢！
这位叫“经理”的人，至分手也不会知道“夏玲”只是一个女孩子青春之梦的虚拟符号。他自以为把自己的真实地址掩盖了，对方便没得方向了。绝对没想到他的对手是一个大学生，比他还棋高一着（招）。
后补：几年之后，唐小姐结婚了，老公是一个老教授的儿子，硕士生。那回，在公园门口撞见她，她正一个人推着童车，童车上坐着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儿，见到我顿时脸俳红。我说道：“时间真快呀！噢！小宝宝都长这么大了。”老婆在一边不解地问：“这是谁呀？”
我人生中的十个“11. 18”（1982--1991）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
今天是我结婚的喜庆日子。
上午去了一次单位，把要发的巧克力与名单交给了小组里的同事。洗了一个澡，看看没什么事便走了（再不走，怕“老公”（公安局）打电话来，因为昨天他们在电话里约我今天见见面，了解一点事情（见我的文章《那天我结婚，有个老头不相信我在婚礼上》）。
出厂门后，差点碰上不吉利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青年人在农田里杀猪般地大叫：“有人死掉了！快来人啊！”
路人忙奔过去看，有一个小伙子比我脚快，勇往直前，不料一脚踏进一个掩盖很好的大粪坑。见此景，我急忙刹车，差点没跟着跌下去（见我的文章《那天，不是愚人玩笑》）。
在农贸市场里买了甘蔗和香蕉，又买了一些高升鞭炮送回新房。
中午十二点过后，我来到平凉路上的“青云”理发店理发吹风。由于是午休时间，等了半个多小时理发师们才从休息室里姗姗出来。我赶紧抢坐第一排，并送上一包巧克力，让理发师的手艺到位一点。
斜眼望去，看见今晚将要成为新娘的老婆也在里面美容，她的妹妹还有她的一个要好女同学在一边陪着（事后得知，她们在店开门时就来了，做全套美容）。世界真小，在这个地区，这家美容店可是数一数二的了。
下午三点半，新娘的妹妹和同学坐轿车来到了我家。这女同学作伴娘，作伴郎的是我的笔友，他也是新娘的同学。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伴郎出现。时间不等人，我只好让我未来的妹夫代伴郎出发。
到了新娘家，伴郎才赶到，连连致歉。吃罢点心，马上开车向我家驶去，亲戚们忙在弄堂口放起了鞭炮。新娘很开心，感觉这是她人生中最美丽的一天。
车到我家，再吃上一点点心，然后正式去酒家，我家的亲戚们跟着在小区门口齐放鞭炮。好不热闹，邻居纷纷从窗里伸出头来，我感觉这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天。
到酒家门口是四点三刻，不一会儿，客人们陆续前来了。两家人家共办了十三桌。主菜由我父亲采购，委托酒店厨师加工。端上来的菜盆盆量很足，就是不太热。真是不巧，今天的天气比昨天一下子下降了好几度，人人感觉特别的冷。
酒宴六点开始，六点半，我和新娘开始向双老及亲戚客人们敬酒。这边，我的几位中学同学闹得厉害，还有就是小组里的同事。新娘那边也是职大里的同学闹得厉害。
晚八点，敬酒敬烟结束。回到主桌上，新娘感觉有些累，而我则感到言不由衷地兴奋。没过多久，宴席结束，双方负责打自己桌子上的菜之包。由于是自己采购的，很多菜客人没动什么筷，只有打包了。
坐着轿车回到新房，有一屋子人在，大约三十几个人，不过大多数人看了一眼便跟着大巴士走了。
闹新房开始了，我这边的亲戚出了不少节目，但新娘红着脸，不好意思配合，游说了半天还是没用。闹新房的客人有些扫兴，九点半不到，便全部告辞了。只有伴娘和伴郎没走，帮我们收拾屋子。我翥了几杯咖啡，四个人坐下来交流起来。
十点一刻，伴娘和伴郎走了，我和新娘把桌子上的东西统统取掉，然后从包里拿出所有的红包，一一清点起来。拆一份，登记一份。这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在心头上升，数钱的滋味真好呵！
后补：
那个深夜，伴郎送伴娘回家，俩人产生了爱情的火花。一年之后结婚了，又过一年，生下一个女孩。
一九九O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日）
这一个月经常调休，与友人外出推销儿童读物。车间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殃及了我，让我无法安心记日记。事情是这样的：
车间里一位与我关系不错的邱冠（说“邱冠”是因为他拿过区散打冠军）突然自杀了！我想不通，因为我平时未见他有厌世情绪流露。只听说他有外遇，是隔壁车间的技校生。他想和自己的老婆离婚，一直没成，离婚不成也没必要自杀呀！
邱冠的性格有些内向，几年前因恋爱挫折心头郁闷，赌气与三车间一位小姐神速结婚。此小姐也是因为恋爱受挫精神有些忧郁，俩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然而，同情不能代替爱情。结婚后，俩人的感情一直是好好坏坏，坏坏好好。
年前，邱冠认识了技校生杨小姐，俩人话语投机，兴趣也相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可是一段时间接触下来，杨小姐觉得不是味，逐给邱冠两条路选择：要么与自己老婆离婚再娶她为妻；要么就此分手，各奔东西。邱冠马上回去跟老婆摆牌，想想反正没小孩，好聚好散就是了。可老婆不是这样想的，不同意离婚。要签字可以，把房子留下来。
这要求让邱冠无法接受，虽说厂里还能福利分房，但什么时候再能拿到房没个保证。离婚不成，杨小姐渐与邱冠疏远，并且明确提出中止这种爱恋关系。邱冠眼见局面无可扭转，便提出最后会谈一次，谈好就分手。
那天，杨小姐按约定夜班下班直接来到邱冠家，邱冠借上厕所之由让老婆先走一步。当杨小姐到来时，邱冠便以咖啡和水果招待，一边看着黄带一边吃着水果（公安局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录像机里有一盘黄带）。
当邱冠提出最后一次发生性关系以了断旧情时，当即遭到杨小姐的拒绝，因为杨小姐最近新交了一个男友，对方已同意国庆节上门让自己的父母见见面。如此，就不能再做对不起自己男友的事了。
邱冠可不是这样想的，一次二次都是次，多一次又如何呢？身上又不会少一块肉。他铁了心要与杨小姐作最后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杨小姐是铁着心不愿顺从。至于邱冠是如何一怒之下用水果刀杀害杨小姐的，这事永远是一个谜。
邱冠杀死杨小姐后，自知罪证难消，天网恢恢，死路一条。于是拉上窗帘，也拉下家中电闸，从卫生间里找出一根细塑料水管，一头接在开关打开的煤气炉上，另一头通到床上。他端正地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口含煤气自杀而死。
老婆本来下午想调休，因为单位里要发国庆节的礼品和电影票，也就没调休。她五点钟才回到家，见房门反锁打不开，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连忙叫邻居用榔头砸大门。当房门被撬开时，人们这才发现这是一幕凶杀案，赶紧报警。
邱冠之死，为什么要说殃及我，让我无法安心记日记？只因在事发前，我曾请他为我所主编的民间杂志题写刊名。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好，请他帮忙他是一句话。事成之后，我送了一本刊物给他。这刊物肯定是给没收了。
没过几天，我家所在的居委会来了几位神秘人物，他们找里弄干部了解情况，当然是了解我的情况。负责接待的是住我隔壁家的一位老太。了解结束后，那些人再三关照这是随便聊聊，没其它意思，不用大惊小怪。当晚，老太就把这事与我父母说了，母亲听了血压顿时升高，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把我叫回家，说：“小子，你又在外面闯什么祸了，不然不会有人上门来找麻烦。”
再无心向写日记，停！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今天，到单位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去医务室，捂着脑袋说头痛，让医生开了七个小时的病假单。
这阵子我利用业余时间与友人（后来分道扬镳）在做儿童读物推销工作，这生意已做了一年多时间了。记得上回，在一家不太出名的出版发行社里找到了一本定价为二元，批价为四毛的儿童卡通画读物：《小人国的秘密》。书的印刷有些差劲，内容更是不敢恭维，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高扣率。
我当即买下二十来本。回到家，拿出周边地区幼儿园的分布图，那是我事先从电话号簿上抄下并画出来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就这样出门了。幼儿园里的园长听说我是从书店里来的，特地上门服务，很是高兴，又是倒茶又是拉凳子让我坐。我从包里抖抖索索拿出一本样书，脸绯红，结结巴巴地说明“小人国”是如何的“秘密”。园长的脸晴转阴，上下打亮我，横竖觉得我象“三无人员”（无具体单位、无联系电话、无固定通讯地址）的李鬼。
后来我学乖了，不找园长，专找后勤部的老师。言明书打九折，手续费支付一点五折。卖掉一本书，我能赚一元一角。运气不错，几天下来，订数上千。不出二个月，发行社里库存的几千本书竟然让我全部消化了。
再去发行社，看到四册一套的《封神演义》（一至三册为《演义》，第四册为《古代神话》）。此书因为定价四元出头，难卖，积压着千百套。而我不讨价还价，四折全部买下。发行社的人对我大眼瞪小眼，也许笑不动，有这等傻子送上门来。
书拿回家，放上一个月再说。母亲说我疯了，拿半年的工资换来十几大袋废纸，越想越为我担忧。发行社都没卖出去的书凭什么我就能有把握卖出去？其实我得知，下个月电视台就要播放《封神演义》电视连续剧了，这可是一个绝好的销售平台。
我动了一个脑筋，把书拆开来卖。《演义》卖到幼儿园里，《神话》卖到托儿所。这样，人是辛苦一倍，定价却能下来，家长们掏钱绝不会有意见。同时，为扩大推销范围，东南西北，只要有幼儿园、托儿所的地方，不管有多远，一律上门光顾。
借电视台春风，没出半个月，这些书全部卖完。有些没买到书的小孩哭闹着，家长叮着老师想办法，老师叮着我，发行社的人也跟着倒过来向我要。我得意，势必就有人失意。有一个幼儿园的小老师，卖出我的书不多，有一个会闹的家长吵到园长办公室。认为掏钱是小事，乱收费是大事。结果，那位小老师因此而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醒目地贴在园门口。这位小老师为了我很难过，我为她也难过，就差没抱头痛哭了。
还有一位小老师，见我来结帐，把我叫到暗处，眼泪汪汪地说：“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骗我？照你名片上地址我找过去，根本就没这个门牌号。我太相信你了，你却让我失望。”面对这位纯情的小老师，我无话可解释。心在颤动，我知道伤害了一个不该伤害的人，但就是没勇气坦诚自己的过错，甚至连告别时回头看一眼她的勇气都没有。
当然，不是所有的幼儿园老师都让我这样愧心，也有让我心安理得的。那一天，从浦东高桥镇回来，在八号桥附近，我的自行车坏了。修好后，想找地方洗手，沿着一条很小的马路进去，一直骑，居然来到从未有人上门推销的东沟幼儿园。园长很热情，也很信任，开出一大张书的目录，让我去采购，还给我一张《少年报》的取书单，让我代劳取书。临走之时，特地请我吃了一碗香肠蛋炒饭。嗨！我成了她们跑腿的。愿意！
不要以为搞推销是一件很顺心、快活的事。那一个夏天，幼儿园将放假，我沿着五角场出发，从中山北一路向西，经中山北路、中山西路、中山南路、中山东一路回来，把中山环路两旁的新村幼儿园都走遍了，到家，衣服也来不及脱，一头倒在床上了。那一天，天气预报为三十八度，实际温度远不止。
还有一次，我进了三大蛇皮袋货回来，一路上累得直张嘴吐气，一只苍蝇居然凑热闹，飞进我嘴里，急得我噁心直吐。车龙头一歪，一头撞在路人身上。偏巧这时，有一辆警车在抓贩外烟的，见我神色不对，立即用车上的扩音机命令我不准动。搞笑！我赔医药费了。
说以上这些话都是小打小闹，不够刺激，我积了一些皮毛经验，决定进军小学部。再去出版发行社，声明付千把元押金，拿一些库存的课外辅导书去卖。有言在先，卖不掉允许退货。对方说：“OK！”
我和搭档来到地区小学的总务处，一本正经地说：“本书店为了发展教育事业，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特借贵校举办一次精品书展，为期三天，希望校方给予广播宣传，大力配合。”总务处老师觉得书店能放下架子，下学校搞巡展，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坚决支持，不收一分钱场地费。同时，还提供乒乓桌让我们放样书。而我则马不停蹄地到各年级办公室，给这些老师分别赠送《语文》、《数学》、《英语》辅导材料书，让他们在学生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这一着效果奇好。第二天，下课铃声一响，百来名学生手拿着钱纷拥而来，差点没把我的书展摊位冲倒。校领导怕出事，马上规定学生按年级分时间来我们书摊排队购书。而我忙得连中饭也来不及吃，笑不动。
一炮打响，每过三天，换个学校，依样打炮，依样炮炮红。每天忙得很晚才回家，日记也没空记了。
( 该文章转自论坛：我人生中的十个“11. 18”（1982--1991）（全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