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不过，这场伟大变革并不是突然就发生的，而有一个准备、有一个预演。我理解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败。
1959年至1960年，河南信阳地区在反右倾、瞎指挥、浮夸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1960年秋，接到信阳事件报告后，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提出“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随后，1962出台了《人民公社60条》，决定缩小公社规模，承认自留地、私房、宅基地。在很多地方，60年代初包产到户形式就蔓延开来，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生产体制，比如当时广西龙胜县42%的生产队，甘肃临夏70%的生产队，以及安徽85%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也是在1961年，广东宝安县委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对边境农村实行“三个五”政策，允许每月5次、每次带5斤副食或不超过5元的商品入境，同时向香港出售稻草、河鲜杂鱼，并用外汇购入化肥、农药等。
但是，这些早期的变革尝试，顶多是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后来经济有所恢复后，“左”的路线又有抬头，又开始批判包产到户，搞“穷过渡”，甚至“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这也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非闹到日子过不下去，才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大体是一种“危机改革”的动力模式。
思想解放与制度变革 地方性探索被承认，被合法化
这样看，虽然改革开放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因为在地方一级有过突破原有体制的实践。但是，萌芽能否长成大树，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因为这决定了地方性的探索能不能被承认，能不能合法化、制度化。这个问题是1978年才完成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邓小平当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就是在这样新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才有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才有了经济特区和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什么轮到中国？ 真正的秘诀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开放下的高速增长。但是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对此我反问：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岂不更便宜，为什么那时中国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中国由于体制不对头，要素固然好，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及其高昂，结果就是产品并没有多少国际竞争力。
中国经济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了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使得所谓“廉价劳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经由学习曲线的不断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经过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的影响。
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变量解释中国”：长期贫穷形成的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改革急剧降低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中国人善于学习，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方面的进步神速。
成就带来巨大挑战 人民币慢慢升值了，大量外币要搭车
这是经济的大时代。的确，取一个角度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民众卷入全球范围的经济比赛——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经济大时代的来临。纵论工业化以来的天下大事，英国领导工业革命时，人口以百万计；美国急起直追时，人口以千万计；日本和东亚“起飞”，人口规模以亿计；到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开放和介入，人口规模以10亿计。知识、资本、技术、人才、产品和服务在几十亿人口的全球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地流动和重组，这样的事情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由于各种因素的配合，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这就使1994年以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制度，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生产率的进步快，换来的东西就比原来多；生产率进步快，投资向你转移；反应到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经常项下顺差增加、外资进入增加。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生产力，越来越难以被“固定汇率”的货币体制所容纳。
但是，经济有惯性，观念更有惯性。巨量外币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进入市场，逐步改变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带来失衡的压力。这是成就带来的麻烦，大量外币要进中国，既是投资，也是搭人民币慢慢升值的车，这是巨大的挑战。
看未来，中国的改革任务很重，同时余地也很大。2008年至2009年可能是连年高速增长后一个困难的调整期。不过我不认为中国从此就变成80年代、90年代停滞的日本。这是完全不同的阶段。中国的地方、民间、企业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强劲，内需空间还是非常巨大。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传统，中国一定可以应对这个挑战。
从产权制度变迁，看经济体制的大变革 “全盘公有”被改变 大批企业家冒出来
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肯定，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此中国发生了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农村改革和特区开放，两端发力把整个神州大地卷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我这里取一个角度来观察经济体制大变革。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是一套权利界定，因为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在改革开放中被重新界定。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原本在法律上全盘归国家和集体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体”为其所有者，所有具体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在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划分出一些权利界线来？改革开放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过承包合约再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农业承包，工商业承包，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界定。
第二个层面，通过承包划出来的私人使用权，又进一步发生了转让。就是说，从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可转让范围的确定、转让价格的形成，等等。其实，全盘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就是资源的转让权。什么叫市场经济呢？一般讲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什么是价格机制？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而喊价应价都首先是一个权利，如果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教科书上写的“市场价格”从何而来？于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市场经济，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资源配置就再也无从靠苏联教科书那一套范畴运转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私人产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劳动者拥有对其劳动能力的控制、拥有、支配、订约的权利。再比如“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合法拥有并利用，并可以与其他经济要素结合起来创业，办民营企业。这一条，是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在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社会里，冒出了一大批企业家。如果没有这层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就不能炒“傻子瓜子”。这在当时都引发了大争论。回头看，如果没有对企业家才能和创业权的承认和保障，怎么会有后面的大局面？谁能够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从计算所的传达室打到纽约？马化腾这么个年轻后生就“抓”得住几亿QQ客户？马云立志为全中国中小企业服务怎么就能心想事成？
第四个层次，就是无论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新建立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个市场合约里面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即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传统公有制非排斥、消灭私产不可，但现代股份制经济却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形成“公司”，也就是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这是第四个层次，也是集积新的生产力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
事实上，这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到今天还有大量未解决好的问题，还引发不同意见。不过从大势看，这条路到底是走出来了。
现场互动
人民币升值对我有啥好处？
听众问：人民币升值以后，人民币如果不到国际上消费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么人民币升值对我有啥好处？
周其仁：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全面的。出国消费是直接的，但是间接的影响还有很多。比如汇率升，出口成本高了，但是进口成本就降低了，所以进口部门的生意就可能扩大，也要增加机会，包括农民工的机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牵一发、动全身，认为人民币升值仅仅有利于出国旅游、购物的人群，是把整体联系看没有了。当然“好处”总受分配结构的影响，哪个阶层快一点？直接一点？多一点？哪个阶层慢一点，少一点，这是有差别的，但是整体是有好处的。
热钱在哪里“漫游”？
听众问：我们都知道现阶段有国际热钱进入中国，但现在资产价格下跌，其中包括股票、房地产。我想知道这些钱去哪里了？
周其仁：好问题。我刚才提纲里面没有好好讲，当货币过多的时候，这个钱在市场当中“漫游”，究竟怎么一个漫游的规律，我们懂得很少。所以要仔细关注，认真观察，货币向哪里运动？这对于政府改善宏观调控，对于民间抓住下一波投资机会，都是重要的。最近几个月当然很多钱回到银行储蓄状态了。但是上面讲了，真实利率为负、通胀指数过6%，它们在银行里待得稳吗？
还有一点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还是要想办法，趋利避害，包括怎么到世界上去买东西，去投资。这个方面文章大了，需要知识、人才、实践和探索，也无可避免要付出代价。我讲过的，是中国人学习在全球买东西的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