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学金（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摘要：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关键词：幸福；幸福经济学；幸福感；经济增长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更深入的思考。什么样的发展能真正带来人民福祉的增长，
或者说什么样的发展能为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
人为本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公众和学界自然地对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一、幸福的研究
对于幸福的最初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开山鼻祖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但是福利经济学与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如边沁提议的那样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度量，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度量主观满足的 “客观对应物”，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经济学家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从而使幸福退出了经济学的视野。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虽然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2500多篇论文，但是其中主要是心理学的研究，经济学家的贡献却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近 10年来，经济学者才更多地参与了对于幸福问题的研究。
在为数不少的关于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这里值得专门提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马蒂尔·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等著作中拓展了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他把温暖的人文精神重新注入冰冷和沉闷的经济学。此外，2005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位瑞士学者布伦诺·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的著作的中译本《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该书向读者揭示影响幸福的因素和寻找幸福的方向。与此同时，对于幸福感和收入等相关因素的实证调查研究工作也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新的
关注和进展。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曼教授和他的同事艾伦·克鲁格教授正在从事一项“全国幸福感账户 ”的研究，该研究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该研究改进了对于幸福感的测度的准确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会像 GDP一样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不但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而且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员工幸福感的测量和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当然，关注幸福感的不光是美国，还有英国、韩国等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2002年，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报告，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来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2006年，英国 “新经济基金 ”组织依据各国（地区）“资源利用有效性”（即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乘以人均寿命，然后除以当地资源消耗指数），对全球 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排序，并在《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中加以公布。报告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2006--2007年，韩国首尔福利财团和大韩民国学术院对首尔、纽约、多伦多、伦敦、巴黎、柏林、米兰、东京、北京和斯德哥尔摩等世界 10大城市的幸福指数开展了一次调查，调查对每个城市的 1000名市民进行电话访问。东京、北京和首尔分别排在第 8、9、10位。
近年来我国也开展了一些关于幸福度的调查。如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了《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该
项调查活动由奚恺元教授主持，内容涉及中国 10大城市幸福度调查和人们生活幸福度调查两部分。城市幸福度调查通过随机抽样电话访问
进行（有效样本 2750个），生活幸福度调查则通过网上问卷的方式进行（有效样本 2371个）。2006年12月到 2007年1月，《瞭望东方周刊》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教授，对国内 31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幸福感调查，其中包括 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和 5个自治区首府。这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共取得有效样本近 7000个。调查包括“城市总体幸福感”即被访居民对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以及“城市具体幸福感 ”，即对人情、交通、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娱乐、环境、治安状况、市民文明程度以及近年来的发展等具体因素的满意程度。
这里要提一下，由于幸福是主观的，可能发生测量上的困难，测量的结果可能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尽管有一些研究，包括上面提到的卡恩曼教授所领导的项目的研究，正在努力提高对于幸福感的测量的精确度，但是在更好的测量方法产生前，可能大家对这种主观的衡量还是心存疑虑。所以很自然地，人们会想到用一些影响幸福度的客观指标来代替主观指标。这些指标可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民主、政治稳定等。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综合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在 95个这类指标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些会变好，有些则会变差。
刘正山主张用主观指标（占10%）和客观指标（90%）的综合来衡量幸福指数。主观指标包括开心程度、个人外向指数、人际关系指数等，主要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算。客观指标主要包括：（1）基尼系数（财富分配的离散度）；（2）支出结构，使用休闲支出占比与食品支出占比（恩格尔系数）衡量；（3）婚姻美满度，用离婚率与家庭力程度来衡量；（4）就业，运用失业率等衡量；（5）生命的价格（即失去生命之后获得的补偿）；（6）游戏规则的公正性，这个指标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委托其他变量来衡量。
相信随着大家对幸福感的关心和研究兴趣的提高，我们在如何测量幸福感的方法方面将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二、幸福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学对于幸福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并试图对结果作出理论解释。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分析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 1974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 “伊斯特林悖论 ”，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后来的研究发现收入增长与幸福的相关关系比较复杂。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为紧密，但是当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不过即使研究发现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相关，也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尽管一般人认为是收入带来幸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在国家富有和人们快乐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的话，也是快乐带来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
如何来解释 “伊斯特林悖论 ”呢？一是因为，收入增长会导致幸福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略）
三、中国幸福感调查的主要发现
（略）。。。。。。。。。。
四、幸福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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