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在两年前发表了＜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一文，引起很大争议．其中，许多到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对我的说法一直保持异议．他们中许多人从香港大学跳槽到美国的大学读书，在美国大学形成了一个由中国大陆学生组成的香港帮．我和其中一些人也逐渐通过文字相识，并成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们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组，并有其他一些留美学生参加．我的理想，是建立全球中国学生讨论大学教育和文化问题的论坛．进而在一个小圈子内建立的＜*评论＞，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并不断发展新成员．
以下转载的，是这个论坛中关于香港大学教育的激辩．辩论最终扩大了边界，涉及中西文化等等众多问题．辩论是由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完硕士后到梅森大学攻读博士田方萌的文章引发，我和曾就读于北大，香港科大，现在在耶鲁法学院就读的程金华，人大出身，先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课程的陈心想等人都参与了讨论．讨论是非正式的，言词有很大的随意性．但也体现了不同年龄和经历的人的思想和心态，对国内读者也许有所帮助．故陆续转载．］
香港学术界为何如此保守？ 田方萌
档次同一，学风迥异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200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都位于203-304名之间。也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均属于第三梯队。不过，一位留心观察的学者在两所学校各访问过几个月，就会感受到两地学风的显著差异。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往往一言不发；梅森大学的学生常常抢不到发言机会。科技大学的师生习惯于墨守成规，他们的研究课题很少跃出主流领域之外；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科技大学的教授们平常总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很少和同系的老师交流，更不必谈跨系合作了；梅森大学的教授们则走动频繁，他们不仅和本院的学者常常碰头，而且不时发表与其他院系教授合著的论文。
提起香港学者，我们马上会想到张五常、*和丁学良诸公。这几位先生好发惊世之语，经常受到中文媒体的争议和追捧。其实他们三位只是特例，远远不能代表香港学人的众像。我甚至怀疑，这几位"公共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在香港憋得发慌，才跑到内地媒体上鼓动唇舌的。香港的大牌学者享有言论自由，却更可能在大陆找到听众。笔者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过两年书，对该校学术气氛的印象，只合用"保守规矩，差强人意"八个字来概括。事实上，这种沉闷学风弥漫在整个香港学术界，科技大学只是尤显突出罢了。
这里仅举一例。在华人社会学界，边燕杰教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他曾在香港科大开设关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研究生课程。边教授无愧于这一领域的专家称号，他著述甚丰，文献烂熟，讲课也很精彩。然而，边教授是伯林所谓的"刺猬型"学者，紧守自家门户，从不涉猎其他学科，一直使用社会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他的论文完全符合英语世界的学术规范，堪称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典范之作，却很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笔者后来转到乔治梅森大学就读，才了解到研究网络关系的多种分析软件，以及人类学、复杂理论（complex
theory）和演化心理学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一时眼界大开。
边缘地带，商业社会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将香港科技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简称为"科大"和"梅大"。既然这两所学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难分伯仲，我们就不能用师资和生源的质量来解释两地学风的异同。科大的学生申请梅大，很可能得到录取；梅大的教授谋职于科大，也很可能得到聘用。两者的气质秉赋只能从它们所处的地缘环境上得到说明。
美国学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绘制过一幅英语学术界的世界地图，该图用红色柱状条呈现了全球一千两百名顶尖科学家的国别分布，一国拥有的杰出学者越多，柱状条越是密集。在图上，人才成堆的美国和欧洲看上去像火焰山一样灼灼逼人，日本也拥有几座中等规模的"火山"，而孤岛香港仅仅泛出一点微光。显然，香港处于整个英语学术界的边缘地带，这种边缘身份并没有使香港变得另类。香港学界身处华人社会，主要的工作语言却是英文，整个学术体制也完全照搬英美。由于语言和制度上的双重仿效，香港高教机构在殖民时代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附庸一词并无贬义），其资历认证和研究经费都有赖于英语世界。这种状况延续至今，自香港无归大陆后并无多少改观。科大有位助理教授曾对我讲，他若想拿到终身教职（tenure），评审委员会只会察看他发表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文著作根本不算数。丁学良在论及同事们的生存状态时，更是一语道破——"你敢写中文？"
梅大的美国教授也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但他们毕竟使用母语写作，生活在学术中心地带。有些想法另类的教授往往能声气相和，形成一种较为独立的学术"亚文化"，不必太在意主流是不是承认自己。一旦拥有学术自主性，探索的勇气大为增长，探索的空间也就开阔了许多。笔者认识梅大的不少教授，一方面对自己的学问兴趣浓厚，另一方面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进展也所知甚详，不时搞点交叉研究，这点我在香港教授身上很少看到。我现在的犹太裔导师有一次问我，"如果不是为了兴趣，干嘛还要做研究？"我一边点点头，一边心想说你们美国人哪里懂得移民学者的苦衷。光是申请绿卡的等待，就能让一个年轻留学生规规矩矩地干上六七年技术工作；等他熬到移民身份，早年那份出于好奇的研究劲头早就消磨殆尽了。在英语学术界谋饭碗的香港学者并没有那种海阔凭鱼跃的学术自由。出于于生存压力，他们只能在主流范式内一步步地向上爬升。
科学社会学的开山大师默顿（Robert
Morton）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时代风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学术成绩。尽管香港学者享有言论的自由和资讯的便利，这座城市的其他氛围并不利于研究事业。由于紧促的城市布局和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条例繁多，管理严格。这一方面固然保证了规则明晰，维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等级秩序，疏远了人际关系。中国人本来就承袭了父权制的传统，英国人的管治更是变本加厉；两者一同造就了香港人温顺保守的性格。香港人的这种"乘孩子"性格也渗透到了学术界，以至于北京的学者王小东挖苦他们搞的是"管家学术"。在香港的大学里，自由平等的讨论空气很难形成，年轻人参与讨论的劲头还不如中老年人，而讨论会（seminar）的频率和规模也逊于美国的大学。
作为中西文化混杂的城市，香港不乏多元性，却缺少一种整合多种文化的亲和力。笔者在科大即发现，香港本地教授，大陆教授和外籍教授三足鼎立，各自抱团，只在自己小圈子里活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有位洋教授告诉我，他在香港呆了多年，依然有客人的感觉。学者之间如此隔膜，怎么可能促进学术交流？与此对照，移民学者相对较容易融入美国的大学。笔者在梅大所在的华盛顿地区只呆过两年，已有"第二故乡"之感。这里的师生虽以白人为主，却能够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平等待之，主动和两者打成一片。
商业价值挂帅是影响香港学风的第三大负面因素。在《香港的困境》一文中，*强调香港是一个商人治理的社会。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香港的执政精英"一不懂高层次宏观管理，二不懂高新技术，三尤其是不重视研究发展和长期规划，因为他们以前的成功和这些因素无关。"其实不仅政界如此，商业气息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大学餐厅的饭桌上，你会听到教授们热心于讨论各自申请研究经费的数额，而不是某学者文章的好坏。香港人普遍信奉功利主义，既不热衷于学术研究，也很难理解其长远价值。在商业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学生，很早就学会压抑个性，将自己嵌入整齐划一的白领模式。他们在校园里举办社团活动，不仅西装革履，而且样式颜色都别无二致，活脱在上就职预科班。在这崇商抑文的环境中，很难想像哪个年轻人会狂*投入到实验室或书堆里。
孤岛桥梁，由来已久
去年夏天，我听说诗人北岛将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当下感慨道——又一个"南来文化人"。
"南来文化人"是指在香港生活的大陆知识分子，研究香港文化史的王*先生曾经撰文专门讨论过这一群体。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保守学风及其文化功能，我们有必要追溯到香港第一位"南来文化人"王韬。作为得西洋风气之先的晚清学者，王韬为躲避政治*，曾旅居香港二十三年之久。居港期间，王韬在英人资助下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创新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还周游了世界各国。香港成就了他的声名事业，却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他抱怨香港天气恶劣，闷热潮湿，且有虫瘴之害，所谓"炎方景物种种伤吾意"。而香港的人文环境更是"地不足游，人不足语"，"
锥刀之徒，逐利而至，岂有雅流在其间哉！"在这"蕞尔绝岛"，他在"校书之外，闭门日多"；偶尔外出，也是"一身作客，四顾皆海"，只有在寂寞中遥望大陆了。 ...
［讨论］
*：
非常感谢方萌的文章，对我了解香港的大学非常有帮助。毕竟我从来没有必要在香港求学教书的经验。
不过，有几点看法，希望就教于各位。
十几年前，一位在常青藤拿到终身教职的香港教授说：香港的大学资源很多，但比起美国来相对落后，特别是教授评选的学术标准，非常跟不上趟。老一代学者，在旧制度下养尊处优惯了，抵抗变革。这是学术死气沉沉的重要原因。最近几年，香港的大学正在更新换代。老一代渐渐退休，新一代大多是留美回来的，而且制度越来越象美国。这样的结果，是学术水平的提高。目前这样的变革恐怕才十年左右。我看香港已经人才济济。不排除有成为文化重镇之可能。
方萌说香港的大学中本地教授和大陆教授、外来教授三个集团各成一派，互不融合。我看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大学由三派人主宰，比以一派人或者两派主宰已经多元化多了。这三派人需要逐渐融合。即使不融合，三派并立也非常不错。
所谓"你敢写中文"一说，我看很难令人信服。要知道，大学的学术实力主要靠其终身教授。香港的大学也不例外吧。香港的终身教授们，懂中文的有大陆台湾的中文世界，而且人家对他们也很礼遇。他们不需要凑英文论文评职称，可以跳出美国的学术规范，在中文世界自成一体，过大师的瘾。可惜，他们中文没有出东西。所能作的就是在媒体上说说话。这不能归罪于香港的制度太美国化、太重视英文著述。还是在个人。在香港的学人，特别是从大陆出去留美再到香港的学者，应该特别注意。不要又抱怨西方的制度太死，又抱怨香港的制度太西方化，束缚了自己。这样让人容易觉得他们在为自己开脱：在西方不成功，在中文世界缺乏建树。
总之，我的看法，香港的大学的出路，首先在于学习西方的制度，要学到家。即全盘西化，全盘世界化，全球化，兼容并包。这样才能有大气候。
各位许多是经过香港的大学来美国求学的。在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生里，已经有香港帮了。大陆人能去香港上学才几年呀！这本身说明香港大学的成就。各位可能觉得香港的大学比美国还落后。我完全同意。所以才主张进一步美国化。不过，香港的大学比起大陆的大学来，领先恐怕越来越大了（清华北大除了在生源上有优势外，哪方面能和香港的学校比？）。这是最近十年美国化的结果。这一过程，一定要走到底才对。不知道各位什么看法。
程金华：
有意思的讨论：事实上，前两年当我看到*老师写的那篇关于北大清华沦为中国二流大学的"论调"，我就差点"拍案而起"了，深深以为那篇文章是在误导大陆的学子和家长----当时心里想，莫非这厮拿了香港人的钱，在"做托"不成？！
在批评之前，我先表达一下如下方面对*师的赞同，或者大致的相同：第一，大陆当局应当对香港在内地本科招生更加开放。原因是，我相信竞争有好处。无论是北大和清华牛B，还是香港的几所大学牛B，我坚信，北大和清华只有面临真正竞争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变革----国家的重点扶持，并不会给这几所大学带来什么实质改变，反而更变成"官办中的官办"；再说，中国高教的主管单位，教育部，是个非常操蛋的部门。这从最近两年的大学评估就可以看出来。而欧美的大学，就目前看来，还不能够对中国的本科教育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冲击----至于为什么中国学生到美国上一流本科没有形成造成大的舆论，而香港的大学进军内地，则成了一种"现象"，本身就是个值得谈论的话题。第二，北大和清华，在我看来，的确不是什么好鸟----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对北大的官僚现象，深恶痛绝，准备等自己发达了再痛骂北大----如果不发达，骂也没有人听的。第三，评价大学，教学和科研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因此我也相信香港的大学，有很多方面比北大和清华强。比如，以科大为例，用英文写作、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可能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但我深以为*师的文章非常误导，尤其误导学生家长！第一，教学和科研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评价大学的标准，但很显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难说是一小部分，还是一大部分。我个人以为，尽管老丁和*同志在很多事情的立场不一致，但在评价香港大学的立场上很一致----这种一致很容易被解释，因为你们属于共同的利益团体：希望过着体面生活、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群体。*老师自己没有在香港学习过，老丁也只做过教授，不知道在香港学习人的感受----老田正是想表达这种感受。这种感受非常重要，学生是个人，除了学习，还要生活，还要像个人般去生活：在生活中，他/她还能习得很多从教师那里学不到的东西。事实上，以我自己的学历经历来看，学校的环境教我的，远远多于教师个人所教我的。在耶鲁，平平之辈、混日子的多得是！而在香港，生源是个大问题：几乎所有香港的学生既没有世界观，也没有历史观----在香港三年，我只见过一个例外，还是英国留学回来、从事中国劳工运动研究、曾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的香港男青年。如果你是一个稍微想搞点"阳春白雪"的事情，是非常没有氛围的。当然，我有可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或许中文大学比科技大学在这方面强得多。优秀的老师可以传达丰富的知识，但是只有学校的氛围才可以给你一种气质----北大和清华在教学上可能不咋的，但绝对是有自己气质的学校。第二，我曾在去香港之前，就针对老丁送我的《我的科大十年》写了一些评论，其中有一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座落在弹丸之地，香港不太可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除非香港已经和中国融为一体。第三，说得实际点，学校的学习是一方面，毕业以后的校友圈子是另一方面----想想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如果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混，进了香港的大学的校友资源有用，还是北大清华的有用？！最后，我曾经很想给《南方周末》之内的报刊写个小通讯，题名可以叫做《选择北大还是港大？----致考生家长》。内容是这样：如果你的孩子今年高考，成绩很好，有机会在内地和香港的大学进行选择；如果你希望你孩子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而且有潜力在世界舞台上竞争，不要回中国大陆发展，那么你可以考虑让孩子上香港的大学。否则，能进北大清华，就进北大清华。
[上述言论，非学术研究，所以缺乏严谨性，只希望提供思路]
*：
哈哈，没有想到见过世面的金华也颇有些＂愤青＂的味道呀．我可以对你提出的几点作一简单答复．当然，所谓答复，不过是提出问题．毕竟我没有在香港读过书．我当年被中大录取，但当时的政策不让去．你们实在是幸运的一代．
首先，不要把香港的大学和美国的比．美国同级别的大学比香港的好．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问题是香港的三所顶尖学校是否超过北大清华．我文章中也说过，北大清华的学生质量超过任何一所香港大学．但是，这是材料．不完全是教育所提供的东西．你守着这些好学生，什么也不教，这些人照样有出息．美国早有人说过，把哈佛耶鲁录取的学生彻底停学，剥夺他们的大学教育，几十年后他们照样比别人有出息．我相信象各位这些在美国大学里的香港帮，如果不经过香港的教育，事业上大部分恐怕没有这么顺．我倒是觉得，北大人有一股傲气很要不得．就是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目空一切．我和在纽约大学教书的张旭东有过一场辩论，他嘲笑我＂不过拿了人家几个奖学金＂就感恩戴德．我则确实拿了人家一点钱就非常珍惜．毕竟这是人家的钱．香港的大学，对各位学术事业逐益不小，我对各位对香港学生的蔑视有些不安．人家父母勤奋劳作纳税，创造了这么繁荣稳定的社会，并且给钱请各位去读书．难道人家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我们看不到人家身上可以学的地方，是人家一无是处，还是我们有这北大教育培养出来的＂北大眼光＂，看不到人家的任何优点？这是否是因为中了北大的毒而不自知？我承认金华讲的，在北大，我从同学那里学到的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多．但到了耶鲁似乎就不能这么说．毕竟和美国学生隔一层．因为大家文化，语言上有隔阂，不是一天能克服的．我想，到了香港，大陆人和本地学生的隔阂也不小，不容易理解人家，也不容易从人家那里学到东西．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是否应该那么快说人家不行呢？
第二，我写那篇文章前，自己问过自己：如果我女儿生在大陆，有去香港或北大清华的机会，我希望她去哪里？我无疑希望她去香港．金华在北大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比从老师那里多，可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北大学生好；第二，北大教授太差，和学生的交流也太少．这好象是半杯水．你可以说半杯空，也可以说半杯满．你可以说北大的学生比香港的好，教了你不少东西，也可以说北大老师草包，还不如学生教你的多．其实，你们各位如果本科就去了香港，也许混得比现在还好．
第三，所谓＂世界上没有一所一流大学坐落在弹丸之地＂之说太武断了．瑞士荷兰的学校不错呀．另外，看看历史，大学八百年前发端时，弹丸之地（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出现了一流大学，甚至创造了大学．如今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大国家资源人才有优势，当然容易造出一流大学来．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弹丸之地可以成为文化中心．香港上个世纪曾经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可以批评中国的地方，文化上有钱穆，余英时等等学者，大陆有几个可以和人家比？怪不得余英时特别撰文，说人们把香港当成文化沙漠是最大的误解．而香港人在世界金融界更是成功．不信你们查一下美国各大名校的校友录，香港的成功人士实在多得吃惊．那么一个小地方出那么多人，拿什么标准衡量也是了不起的．
第四，如今是全球化时代，不要把中国和世界分得那么清楚．最有本事的人还是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所以我希望各位能不回去就不回去．在这里成功后再说．
同样，以上言论乃随想而已，非学术研究．
陈心想：
方萌的文章，很有启发，让我也开了眼界。各位的争论同样精彩。就方萌的文章，我想指出这样几点，应该再思考一下，仅供参考：
１。用边燕杰的例子来说香港学术界的保守，似乎很不妥。原因：（１）边是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形成的这种学术风格，然后去的香港，而不是香港造就的他的"刺猬型"学者。（２）边在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是年薪最高的教授之一，办公室最大的教授之一，这说明他在美国学术评价体系里是很好的。（３）他的论文很规范，而这正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我从丁的谈话和演讲里可以推断，丁是很想写边的模范式论文的，但是苦于量化不行；而感觉边对自己的论文颇为满意，而没有想去写丁式论文。丁总是不愿人家称他为社会学家，他说他在美国社会学专业杂志上没有论文。（我在国内与丁老师有一些交往，他曾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张维迎送他转送给我的；给边的接触更多些，去年当了他一学期的助教）
２。方萌谈的是否局限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包括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与社会科学应该不太一样。香港管理较多，但是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向美国学习的结果。我知道在美国申请项目基金，要通过IRB，审查很严格。我申请国家科学基金的时候就申请过。在中国大陆，我记得当年就没有，不知道现在是否有这个。据说，没有有些研究在美国不允许做的，就到中国去做了。所以，我觉得，香港的管理是否和向美国学习有关。
３。香港老师在谈论拿了多少基金，而不是好的论文。我感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在意基金，没有基金的导师收不起学生，也没有人当助研，所以项目就少，教课就多，从而学术成果也就少。
４。学术的规范其实历史地看，不断地在转向。所以，多元化一些也好，不强求大家都走一样的路子，动物园里都是刺猬不美观，都是老虎也不好。所以，顺便说一句，我不怎么赞同*师的全盘美国化论。金华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就是每个人看你追求的是什么，然后再决定你选择是香港还是北京，或者美国，或者不上大学等等。
*：
我说全盘美国化，其实是句不中听的实话．现在在香港的大陆学人已经不少．他们要想创造个中国的学术规范，条件很好．即使是大陆的教授们，生活优越而有保障，学术资源也很多，有本事拿出个中国的规范来给我看看．拿不出来，在这里一天到晚反对美国化，是否有些不着边际？
中国的读书人，志大才疏，技术性很差．边燕杰的学风，倒是值得鼓励的．心想说得对，边是美国训练的．这种学者多了，积累有年，才有产生大师的基础．而且他们的著作也许一时不令人兴奋，但总能留下来．
请教各位：谁的学术成功属于中国规范的代表？规范是干出来的，不是呼吁出来的．
田方萌：
各位的讨论都很好，有几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现在正在忙一个关于香港人才短缺的项目，过一两天答复。
另外，刚刚收到丁学良老师的信，他说我只指出了一半原因，还有一半是什么，他也没有点出来。
大体上说，我并不否定香港人的学术价值。我只是觉得还缺点什么，也不希望今后中国学术界变成一个大香港。我很感谢香港给我的奖学金，这正是我为什么要写
此文的原因——我很在乎香港的学术建设，不能不提出批评。
*：
我需要声明一下，我不是说香港的高等教育一切都好．相反，比起美国来恐怕差许多．
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早已溃不成军．香港的好处是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中毒少些，学习西方方便些．香港的大学要发展，最便捷的路只有学习美国的制度．否则还有什么选择？学大陆吗？
中国学术界当然不可能变成一个大香港．如果变了，那真是天大的运气，比现在好一百倍．难道不是吗？你们认为中国的大学除了原材料（即学生）外，真有比香港好的地方？拜托，给我举一个例子．
另外，香港的大学学生素质低，有高等教育普及的因素在．高等教育一普及，什么人都上大学，平均素质就低．优秀人士埋在里面，你们也不容易碰到．十年前在耶鲁碰到一女生，是香港人．绝对杰出，后来拿了罗得奖学金．我有一天看见她在大学餐厅弹萧邦，把我震傻了．她的水平在美国足以上一流音乐学院，虽然对她而言仅仅是业余．她选择耶鲁就和耶鲁有高水平的钢琴教授有关．这样的人，从大陆出来的我还一个没有碰到．
另外，你们不要对美国的大学有误解．这里的学生质量也可以说很差．在耶鲁我当助教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东亚专业要求学生把一页中文翻译成英文．一个很好的学生作翻译，文章很简单，大概就是人民日报的文字水平．非常日常的语言．她仅有一句翻译对了．差的学生就不说了．另外，第一个给我改英文的人，是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居然亚当斯密的＂看不出的手＂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要把美国的大学吹得神乎其神．丁学良在这方面就很片面．
在我现在的学校，更不用说了．按说这是个培养了Bank of
America的总裁的学校，学费两万多．我们学校也出了许多当地的政治家．不是好学校，也不算太差的学校．但是，许多学生不知道to和too，than和then，there和their之间的区别．这在美国大学生中很普遍．美国大学毕业生能有基本阅读能力的不到一半．一个香港孩子跑到我们学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美国大学教育好．我说香港三所大学水平非常高．他居然不信．所以，我觉得香港大学学生素质低，也许是人家高等教育成功后的问题．大学谁都能上．而且对本地人相对便宜．
程金华：
既然大家，尤其是*老师，吵性正浓，我也继续了。我从三个角度谈谈我对香港的理解，弥补我先前的不足，也试图澄清*老师对我的误解。
第一，香港：香港是个好地方。我在去香港一年以后，就经常对朋友说，如果中国能再造五个香港，比如大连，西安，上海，重庆，广州什么的，再由它们的魅力辐射周边地区，中国便可以挤入世界二等国家。香港好在制度，或者软件上；好在专业精神上。如果香港能成为整个中国在行政管理和专业人士的培养基地，则是中国的大幸，更是香港能保持不死的万幸。然后，可惜的是，回归十年，香港在中国化，而不是中国香港化----这可以理解，在香港面前，中国大陆就是个能量无比的黑洞。
第二，香港人：能力很强，但强在技术，而非精神气质。香港人非常有专业精神，在专业范围之内，他们大致可以帮你办好事情；但反面是太守规矩，而以至于非常刻板，有了另外一种官僚主义的风格。当然，凡事不好太绝对。香港的商人，尤其是些摸爬滚打多年，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的商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真正资本家：懂得如何挣钱，如果花钱，如何节约。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充其量有很多的资本拥有者，但绝大部门没有成"家"：就以四川地震以后的"王石*"为例，中国的企业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企业家，你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就不要乱讲----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所以没有人会要求你王石捐太多，哪怕你就捐200万也可以；但是你王石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家，不应该那样说话，否则就是不清楚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而香港的政治从业人员，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优秀----看看民主党党主席李永达，他的形象非常不抢眼，有点类似"农民企业家"。我不清楚李永达的办事能力。但是，有一点在很清楚，在公开社会或者半公开社会从政的人士，形象非常重要，看看小马哥，看看奥巴马，等等。今年耶鲁的本科毕业典礼，邀请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做演讲。我听了。感觉是，内容贫乏，但布莱尔的形象一流，口才很好，鼓动能力很强。在香港的时候，我曾有幸经同学安排，见过特首曾荫权先生，聊过两、三分钟。我感觉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去年，老丁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认为非常经典：香港的政客习惯做"手"，而不是"脑袋"；以前的脑袋在伦敦，而且好用，所以走起来也得心应手，现在的脑袋在北京，而且有点毛病，就难免手忙脚乱啦！再者，香港的年青人，相对简单和坦诚。我很喜欢同他们交朋友，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同他们唱K到凌晨。但我还是深深地感觉到他们的弊端：男青年没什么责任感，小孩感觉非常严重；女青年嘛，在为了嫁人发愁（妇女还没解放啊！呵呵）。很少看到特别优秀的青年。----这就回到*老师在耶鲁遇到的那位香港人这个例子。我自己的猜想是，香港绝大部分的有钱人子女和优秀的青年都到外面留学去了，留在本地上大学的可能都是一等偏下或者二等以下的人。严肃地说，咱们都有selection bias的问题----事实上，在我所有的香港人朋友里，没有一个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家庭。
第三，香港的大学：老田提到教员中外籍、大陆籍和香港籍教员的圈子问题。*老师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说三批人竞争总比一批人主导好----我部分同意这种竞争的看法，但是问题在于，这三批人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的问题。以科大社会科学部为例，基本上是大陆籍人士做大陆研究，香港籍人士做香港研究，外籍人士做诸如技术与发展这样一种更普遍性的问题----大家基本上是河水不犯井水。即便有交叉的地方，交流很少。甚至于，那些从事香港政治研究的香港人，也很少同大陆教授交流----真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他们对中国大陆政治的理解，基本上是基于他们所阅读的英文文献和香港本地的作品。在心态上，大陆教员和香港教员彼此看不起：香港人觉得大陆很土很霸道，大陆人觉得香港人很傻很天真。因此，多元既可以通过交流而普通繁荣，多元也可以导致个体之间的隔离。我个人感觉，*老师看到了香港的大学对于内地大学的优势，我是同意的；*老师还认为部分优势可以更好，我不太同意：之所以没有做得更好，是一些结构性原因所导致的，不是想做好就做好的。
我个人觉得，香港的结构性问题是，它只是一个city，而不是city-state。只有生活在一个state的人，才会有大局观。这一点可以从上海同北京的比较看出来，上海人普遍是站在city的角度看问题的，而北京人更喜欢从state的角度看问题。如此，我要回补充说明我之前的一个判断：世界一流大学很难出现在弹丸之地。我所说的"弹丸之地"，是地理上的弹丸，更是精神上的弹丸。香港在过去的40俩年一直是个city，而不是city-state，所以是个精神上的弹丸之地。这种精神的培育是在1970年代麦理浩改革以后的事。在1970年代之前，香港在地理上同大陆是隔离的，但那个时候没有"香港人"这个概念。大部门的香港居民，是大陆的移民，在根上基本上没办法同大陆隔离，也不会不关心大陆的事----就像咱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不会不关心中国的事。因此，*老师用钱穆等人的例子去说明香港"有文化"，是不准确的。那个时候的香港，在文化上是大陆的一部分，同现在的香港完全两码事。现在的香港，在领土上已经回归，但文化上没有回归----当然不一定要回归。这事实上也是香港中层阶级回归以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认同自己的问题。我个人很希望香港是个city-state，有自己独立，更为重要的是，自信的文化观，既不要在精神上矮化自己，也更不要因为害怕"很土很霸道"的大陆而孤立自己。只有那样，香港才会是香港，一颗东方明珠。我曾经在一篇小散文里写道：可惜的是，香港越对大陆开放，她就越是香消玉殒！
香港的大学发展只是香港回归转型的一部反，问题远远比咱们谈论的还多。
*：
哈哈，金华这次讲的我特别爱听．我不和你吵，仅想就你讲的三点补充几句：
第一点你讲的很好，应该是中国香港化，而不是香港中国化．其实，我还应该加一句：中国香港化，香港美国化．社会如此，政治如此，大学也应该如此．不过，这只是个梦想而已．不可能实现．真实现了，那真是天大的幸运．所以我要重申，不要担心中国的学术界或者大学成为一个大香港．那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情．
怕中国学术界或者大学成为一个大香港，当人家西方的附庸藩属，这种话甘阳老说．此公最近在奥运会火炬接力*中，为中国年轻一代的激烈行为鼓掌，仿佛要当现代义和团的领袖．这体现了中国人的心理挫折感．读历史的都知道一句话，征服者被征服．罗马会虚心向希腊学，阿拉伯人虚心接受西方的古典文明，这些没有心理障碍的文化，最终能够继承人类文明之精华，并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现在要老老实实向西方学．直接学困难，就通过香港学．大学也是如此．我们还是老实些：除了原材料，我们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一点也不认账，中国就完了．
第二，金华讲的香港的专业精神，公共精神等等，明显比大陆高一筹．大家都承认这一点．那么请问：这些是哪里来的？和人家的高等教育没有关系吗？我们还差得远呢．几年前ＭＩＴ中国学生为日本版画*无理取闹，今年杜克又出了个**．在麻省理工和杜克的中国学生，是北大清华这类名校中精选出来的，素质应该更高．但是，看中国精英大学的精英到了美国如何处理公共事务．他们的水平能和香港二流大学出来的学生比吗？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什么是尺度？我们难道不应该反省吗？记住，大学的目标不仅仅是学术，而且要培养良好的公民．
第三，关于香港大学中本地教授，大陆教授，外籍教授互不交流的事情，我劝大家不要太着急．这在哪个国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美国的黑人教授和白人教授还有隔阂呢，虽然现在好一些．把这三堆人摆在一起，本身就很了不起．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有多少推心置腹的美国朋友？说说容易，真作起来就难了．
另外，我相信金华很有理解力，会重新考虑以下问题．他似乎觉得钱穆时代的香港和现在的香港不同．当年香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的中国文化．现在则是地道的香港文化，是弹丸之地的关怀，狭隘了．这让文化人扫兴．让我们这些大陆人扫兴．但是，这难道不是个进步吗？九七回归前，读香港人的反省文章，很有感触．当时有人写道：香港是*之地，是*文化的大本营．文化精英们都从大陆*来，虽然寄居下来几十年，就是不把香港当自己的家，不关心香港本地的问题．结果，在港英政府下本来有推动草根民主的机会，却视而不见．到后来面临回归就太晚了．俗话说，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连本地事务都管不好，胸怀天下有什么用？民主根植于地方政治．美国有句话：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则是天下政治．一切事情都是天下的．你可以笑香港人狭隘，你甚至可以笑美国人封闭，只知道自己．但人家把自己的事务管得井井有条．民主在某些方面是庸人政治，非常枯燥乏味．但是，这里面的道道，我辈还是应该好好学．不要笑香港人天真，我们大概也觉得美国人很单纯，很简单．记得当年郑也夫读艾森豪威尔的自传，非常吃惊地对我说：这个当了总统的人，脑筋里的想法简单得简直就象个大孩子．哈哈，走遍世界，谁有我们中国人老奸巨滑？一个好的社会，给天真的人很多机会，甚至鼓励你天真．比如奥巴马的走红就是一例．我对他不以为然，但也得承认，美国这种天真精神实在令人羡慕．而一个糟糕的社会，你的生活永远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里天真得起？天真的中国人早被中国社会自然淘汰了．所以大陆人一去香港会吃惊：他们真天真呀！
很感谢大家的讨论．不过提醒大家，此论坛建立时说好，我们的讨论日后会在我博客上公开．希望大家讲话时有这个意识．我是不怕得罪人的．但是，各位还是学生．不便公开得罪的人就不点名为好．希望我过虑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