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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人激辩中国,香港,美国大学和文化的优劣 (2008/07/22 14:10)

继续前面的讨论

 

田方萌:

转另一个论坛上对我文章的回应,我今明两天写点东西。

A同学说:

很赞同~‎

香港本身不具备成为学术重镇的条件,因为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的累积太浅,它本身没有甚么可研究,香港的研究都必然和形成它的两个大文化──中英有关,否

就淡而无味,没有大意义。所以本地学者必须有浸淫于中或英的文化背景,做一些对香港本地建制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才能于国际学术上打开局面。所以有大

的学者都是藉此往外跳,不过香港的薪津实在优厚,有些国内学者留下来,‎搞大陆研究而赚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薪酬,也是化算的。‎

香港本地建制太缺远见,太管理主义看重短期效益,都是问题。‎

我在这里接受教育,倒很明白为何学生都如此沉闷,也是因为类似因素,香港本身太浅薄,念书读到的宏伟概念,常常远离我们切身所见;这个前殖民地社
会,‎
无论西史中史,都和我们割裂。香港学生是无梦的,念北大清华,可以梦说,那个学长现在是总理行长,从前他就住我宿舍;念哈佛耶鲁,那个学长是总统联储

长CEO‥‥‎

香港这个小城市,不要梦想长大后能当甚么官,连普通话也不灵光;不要梦想能开创大业,那个市场的潜规则是由小玩到大的。香港人的梦,和许多大陆人一
样,‎是在大洋彼岸。‎

B同学说:

 俺们曾特首都说,自己是做好呢分工的杰出表率.整个社会心态都是打工仔的心态,教授也是打工仔.打工仔打好工就好,不需要什么远大抱负和理想,揾三餐
最重要

  俺对于香港的大学的切身体会就是,热情会被磨灭的,因为现实太残酷.ASSIST PROF必须6年内提升,不达要求走人,所有简繁中文论文和书籍

 著都不算,必须英文论文才计数,并且那种影响因子低的还不怎么算.这种对于大陆人来说,一开始压力很大的,非母语写作,无资源,无人脉无既得利益小圈

 可以帮你署名做个第二作者,课题经费又有限.我系里2个大陆教授,我经常看到他们睡办公室加班

 

*:

我对这两位同学的感慨发一通感慨:
A同学可以对香港不感兴趣,但不能说香港不值得研究.这是典型的大陆出来人的毛病:自己不懂学术,却喜欢胡说八道,目空一切.你在美国任何一个文科系,能说出香港不值得研究的话吗?这种文化边沿地带的研究,正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说香港不值得研究,那么威尼斯的中世纪史也不值得研究了.A同学受的学术训练不足,看不到"问题性",这恰恰说明他需要在外面(包括香港)多学学.
B同学更搞笑了.香港的大学助理教授六年评不上终身就走人,这是从美国学来的规矩.这样有竞争才有高质量的人才.写不出论文来,那就别干这一行.B同学大概只适合在国内找个饭碗.大概因为水平太低吧.
很多大陆出来的有这个毛病.批评别人可以,但不要因为自己的水平问题或者心理问题批评别人,酸葡萄心理.甘阳就是如此.实在不足为训.

 

程金华:

肤浅,肤浅,肤浅!可悲,可悲,可悲!

“A同学说:很赞同~‎香港本身不具备成为学术重镇的条件,因为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的累积太浅,它本身没有甚么可研究,香港的研究都必然和形成它的两个大文化──中英有关,否则
就淡而无味,没有大意义……做一些对香港本地建制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才能于国际学术上打开局面……‎香港本地建制太缺远见,太管理主义看重短期效益,都是问题。我在这里接受教育……‎”

如果一个大陆人没有去过香港,说如此的话,情有可原。如果这位同学是大陆人,“在这里接受教育”,我只能说最开始写的那十二个字!今天的香港在某些制度上的先进性,不仅对于中国大陆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乃至对于整个大中华地区都有意义。这一点,连中国政府的官员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该君关心今年年初发生在广东的政治改革就知道,广东的地方官员选拔开始借鉴香港的“功能组别制度”——由一个精英团体组成的遴选委员会选择官员候选人:广东今年年初的十几个地市级官员的选拔就借鉴了这种机制。这种机制不是民主制,而且被选择的候选人不用面对差额竞争。但相对于之前的官员任命机制有明显的差别:之前由党委个别人提名候选人,再由党委个别人拍板,这是没有权利制衡的官员选拔机制。所以,中国的地方官员都媚上。现在这个制度——如果成制度的话——多了一个集体选择候选人的机制,尽管最后还是由党委个别人拍板,但是要通过几百人的遴选委员会成为候选人,就必须面临竞争和任命的权力制衡。其结果是有野心的官员不仅要媚上,还要“媚中”——讨好自己所在的精英圈子。这个选拔机制的结果是,最优秀的人不一定上的去,但最坏的人也很能进去。当然,这个离民主——“媚下”的机制——还有距离,但是明显的进步。

我说这个例子是想说,香港今天的社会模式(一个相对具有善良风俗的社会)、一些制度的优点和进行中的制度试验,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香港的政治改革是咱们在1980年代初经济特区试验的政治版。作为生活在香港的中国大陆人,千万要珍惜这种机会,最好能从大中华的制度试验区来看待香港和她的变革。

可悲的是,咱大陆的同胞还在用“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去看待香港,这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屈尊。——这一点我要回应一下薛勇老师,我非常珍惜我在香港的经历和感谢他们给我的资助!在我看来,大陆人更需要用“落后-先进”这样一种角度去看香港——更难得的是,“这是咱自己的土地”!!!

 

陈心想:

我还想对方萌的文章说一点意见:方萌把边教授归为"刺猬型"学者,还有些不妥。另外,"刺猬"和"狐狸"各有自己的优势,不要都一样,从生物进化上看,千篇一律不是好的策略。

 

田方萌:

就主要的几点答复各位:

一、我以写过比较内地和香港大学的文章,该文一共罗列了十点,我认为有八点香港胜过内地。因此,我和薛老师在内地高校VS香港的问题上没有太大分别。
人大仅有的两项优势在于城市环境和生源。我这篇近作其实是对城市环境塑造大学气质这一论题的进一步展开。

香港高校是不是一定不如美国的学校呢?我看未必。首先,按引用率等指标衡量,科大说不定还比梅森大学高呢。梅森在美国的大学里能排到一百到一百五,说明
香港的一流大学即使放到美国几千所大学里也不算逊色。其次,以我亲身经历作证,科大的硬件条件好过梅森一截。说实话,如果梅森不在DC,我也早就考虑换
学校了。

二、我这篇文章实质上讨论的是学风问题,而不是研究成果或者教育质量。我并没有拿耶鲁和香港科大比较,文章一开始就提到梅森的生源和师资与科大差不多,
人力资源这个因素我已经控制住了。我要解释的是两者在研究风格上的差异。至于内地的高校,既然比两者都差,那就有个向谁学,怎么学的问题。我在文末的结
论是北大清华应该科大学习;但还不够,它们更应该向梅森学习。这也就是我所谓“中国不应变成一个大香港”的题中之义。

三、我充分肯定了以边燕杰为代表的香港学者的价值:“边教授无愧于这一领域的专家称号,他著述甚丰,文献烂熟,讲课也很精彩。” 边非常能代表港式学
风。心想说边是在美国受得博士教育,其实90%的科大教授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受的西方教育,香港的学风就是这些移民学者造成的。边燕杰在香港做到系主任,
说明香港的学术建制就是推崇这种类型的学者。我总体感觉,香港学者比美国的移民学者要保守,而美国的移民学者比美国本土学者还是要保守。我想以后有时间
专门做个关于美国移民学者状况的研究,现在下判断还太早。

我不是要否定主流,我是想强调美国除了主流还有支流,而美国学术的活力就在于总有支流挑战主流,支流可以变成以后的主流,像我在梅森看到的实验经济学。
香港那种紧跟主流的保守策略当然会见效,但是这么做永远不会摆脱附庸的地位。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边燕杰进行学术积累,可像边老师这么积累,一辈子也不会
去关照支流提出的那些新思路和想法。我跟边燕杰上过一学期课,说实话,他的学养着实有限。就算在社会学内部,我估计边老师对社会网络和分层之外的东西也
了解不多。因为这种局限性,他的学生也就只能跟着他的方向做,有新想法可能也给他否定掉了。边燕杰的学生在科大社会学部是一支独大,我当然就认清两点:
短期看,跟边老师干有好饭吃;长期看,在学术上没前途。我不是不理解刺猬的生存策略,我是说香港应该多点狐狸,这样学术生态多能多元化。不同类型的学者
也能找到自己的天地。

我举边燕杰作例子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名气大,大家都熟悉;二是他离开了香港,我以后也不在社会学界混,不怕得罪他。薛老师说得对,我们还是学生,有些
话该藏着还是藏着。

四、“香港美国化,中国香港化。”我认为这种提法太笼统,而且有很大危险性。我在文中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最熟悉的现代化样板就是香港;我们对
这座城市的现代性反思就有着特别的意义。”其实学美国都应该反思,欧洲就没有更好的模式可以借鉴吗?薛老师不是也主张我们应该发展公共交通?因为美国的
私车体系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

再举两个例子说说学香港的问题。其一,香港的大部分电影品质都很低下,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片子也有问题,但是艺术品质上还是好过很多香港货。其二,八十
年代,大家去香港一看,高楼林立,以为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这种印象严重影响了大陆的城市建筑,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观。我不是反对跟西方学习,可这里
面有没有照猫画虎的问题?有没有东施效蹙的问题?有没有淮桔成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讨论?是不是一反思就变成*了?

五、我和大家一样对内地的学术体系不满,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一些方面还是可以肯定的。薛老师问我,如果在香港上本科,是不是今天会混得更好?我
应该说“yes and no”。我有个哥们在牛津读了硕士,在哈佛读了MBA,现在在香港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工作,收入是我的好几倍。假设我在香港读了
本科,后来的发展跟他差不多,也挤身于金融界,会怎么样呢?当然人家生活质量比我好,泡妞也比我容易。但是要让我的人生和他交换一下,我绝不愿意!——
我觉得那种人生没有太大意思。我这种价值观念就是北京形成的,是不是混得更好,看你的怎么想。我在香港呆了两年,其实只生活的一年;第二年基本上独来独
往。金华可以作证,科大的人我基本上认遍了,结果发现那儿的大部分人和我不投缘。我感谢香港给我的奖学金和教育,但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选择那里,
也不会让我孩子去香港念书。

薛老师对香港是抱有想象的。你如果在哪儿呆两年,可能抱怨比我还多。

六、我同意薛老师的观点,中国的学术规范现在是不成章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加强学术体制的建设。我比较担心的是过于“香港化”。举例来说,中国的
学术资格评审当然应该看重国际期刊上的发表数量,同时也应该仿照美国的评议机制,建设中文的期刊和学术规范。美国有人家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纲令
(researh agenda),不一定和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合拍。我们的学术建设应该首先以中国的发展问题为主轴,其次再看怎么容易在英文期刊上发文
章。举例来说,女权研究在美国是热门,容易发表,也容易拿经费。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那么严重,好多人为了评职称,就去搞中国的妇女研究,把更重要的一
些问题放在一旁。

在人大社会学系,大家都知道周孝正老师。他特别能侃,但是基本上不发文章。按香港的标准,周老师根本不可能当大学教授;郑也夫可能都够呛。可是,就对中
国社会和社会学的了解而言,周和郑对我的帮助远超过边燕杰。我跟各位打个赌,郑也夫的《信任论》和《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到二十后还会有人读,而边燕杰的
书不会再有人读。郑也夫如果留在美国,说一定就变成第二个边燕杰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学术自主性的原因之一。

先说这么多,大家接着讨论。你来我往,*交锋;以文会友,不伤和气。

*:

感谢方萌的讨论.他说我对香港抱有想象,我则需要辩护几句.
我并没有用玫瑰色的眼光看香港.九六年那个夏天我去香港调研一周,就知道那里的文化和我是不投缘的.但这不是否定香港的理由.我只是提醒大家,在批评香港时,下结论不要太匆忙.
方萌肯定比我懂香港.你们在那里上过学的,都比我懂.我期待着你们说服我.这里,我只以历史学家读文本的方法提出问题.看看你们能否回答.
方萌说:"我在香港呆了两年,其实只生活的一年;第二年基本上独来独往。金华可以作证,科大的人我基本上认遍了,结果发现那儿的大部分人和我不投缘。"如果以此来判断香港学生的素质,我看太武断了.根据我的人生经验,了解一个人需要很多时间.比如大学的同屋之间,关系好好坏坏,一两年下来才知道彼此的为人和价值观念,建立了信任.在美国读博士,同学了解起来很费时日,甚至对教过自己的老师的看法,几年内也可以经历多次转变.到香港这样一个新地方,本地同学和你的人生经验不同,彼此误解很容易,怎么一年时间就把人认遍了呢?你能根据这个经验判断香港学生的素质吗?这样的结论是否匆忙草率些?
我在香港短短一个多星期,和香港学生一起调研.他们比起耶鲁的学生,简直差太远了,从专业训练到职业精神都是如此.这方面的差距无话可说.带队的教授有时也很生气.不过,我们不会广东话,调研要靠香港同学和居民谈话,翻译.一次到一个穷人家访问,负责问话翻译的女生,在完成调研后用广东话和主人谈了十五分钟,全然不顾我们.大陆去的几个学者有些烦了.事后她没有找大陆的学者去解释,而是私下和我解释:"我实在不忍心问完问题就走.这位女主人生活太艰难太寂寞了,从来没有人要倾听她的声音,我多听她讲一会儿,她心里也许会舒服些."我听罢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是挺典型的香港人.我不觉得她比北大的学生素质怎么低.
我以为方萌还有个"年轻的误解",觉得他的人生观是在北京形成的,而不是在香港形成的.好象地方而不是人决定了人生观.其实,他在香港形成了人生观,也不一定就会变成他那位只知道赚钱的朋友.郑也夫在美国,也不会成为边燕杰,边在北京,也成不了也夫.香港也有不少人出来后作学术,搞慈善的.环境重要,但环境不是唯一决定因素.
方盟很珍惜自己的经验.但每个人在珍惜自己的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想到,别人的经验也有你所难以理解的价值.要了解自己经验的限度.
另外,我也不是说美国的模式是唯一可学的.欧洲,日本,香港的模式都值得学.只是我在美国经验多一些,知道值得学的地方在哪里.另外,就大学而言,美国的模式目前确实比欧洲好一些.香港大学学习美国的制度还刚刚开始.只要坚持下去,进一步开放,从世界招揽教授和学生,我还是很看好的.确实,香港这三所大学,能和美国很好的州立大学平起平坐.只是学术传统需要时日培养.
我对各位的建议或者期待是,先把香港的好处写出来,然后再批评也不迟.毕竟前者对中国更有价值,后者也许对香港更有价值.各位似乎心更在中国而非香港,为什么更中后者呢?听金华讲香港的好处,滔滔不绝,也很精彩.国内的人难道不更需要听这些吗?

田方萌:

刚刚在另一个论坛上看到对我文章的另一条回复:

“楼主好文。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呆了三年半,深知所言甚是。
楼主提到的王*先生去年已来我校任人文学院院长。此人只熟悉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其它方面所知甚少,是典型的港派知识分子。如此人物,不足当院长一职
啊,叹叹!
有志留学者,一定要去美国。”

我看我还是接着谈吧。薛老师人生经验比我们丰富,毕竟我从学前班到现在,连校门都没有出过,见的人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你的回复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既使
不针对香港,以后我写文章也应该向薛老师学习,把argument搞得更扎实一些。

关于香港人的素质,我现在正和我的导师做一个关于香港人力资源的项目,简单说就是研究怎么提高香港人的素质。我们按学历、职称、技术人员的密度、创艺产
业等等指标来衡量,香港比北京上海要好,但是比起纽约伦敦这些全球都市还有很大距离。我写文章并不是要否定香港,而是提醒国人注意香港的局限性和特殊
性。香港在很多方面是个现代化的特例,而不是通例。比如说,全世界不自由的民主国家有一堆,而不民主的自由国家恐怕只有香港(加上半个新加坡)。再比如
说,香港治安很好,但是香港的警察密度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种监控水平北京恐怕只有在开奥运会的时候才能达到。香港和新加坡是中国官员比较熟悉的发
展模式,所以我认为在进一步学习的过程中反思就很必要——毕竟我们已经学习香港三十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包括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经验可能更切合
中国的国情,而我们并不了解多少。

我这篇文章是不是匆忙得出结论呢?我仔细想了想还真不是。我的确和香港学生没有深交,一两年也太短。但是我们在这里谈得不是日久见人心的问题,我们讨论
得是香港学生的学术潜力和表现,这种判断并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如果我拿一个科大学生的学期论文给薛老师看,恐怕你半小时就能判断出这个学生的研究风格和
水准。我跟香港学生在一起上过课,聊过天。听听他们关心的事情,阅读的书目,对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你就能很快判断出他们的基本兴趣和涵养。我说香港
学生重商业文化,温顺保守,并没有冤枉他们。这些价值观和素质就是那个社会需要的,我只是说这对学术研究事业并不见得是好事。其实生活之中,我挺喜欢香
港人,至少不讨厌。还有,我其实一去科大就打算写这么一篇文章,一直在留心观察。作为一个文科学生,我还专门跑去参观过科大四个理科实验室,恐怕科大也
没有人像我这么干。现在在美国又呆了两年才写这篇文章。作一项“参与式观察”的比较研究,四年也算很长了。

环境和性格的问题,我看互相选择吧,这也是我原来在弗罗里达书评里的观点。中文里有所谓“地气”之说,不沾地气的植物,要么枯萎,要么改变自己适应水
土,要么搬到别的地方。我和金华后来都跑出来了。这就说明香港就是个过滤器,我们这种不安分的学生也呆不长久,那种保守风气可能还会日趋强化。我在那篇
内地大学VS香港大学的文章最后写道,香港较弱的两项,生源和城市环境,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改变,这是我为什么对科大前景悲观的原因。


*:

方萌:

我看你太客气了.其实你那篇文章不错.在事实上我并无太多不同意之处.你描绘的是半杯水,我说半杯是满的,你说半杯是空的.我们的分歧大致就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你分析出事实来很重要,但是,在对这些事实作出价值判断时,是否有些"年轻气盛"呢?
我这么以老卖老(希望还不是太老,以后各位见了面看看有没有人敢跟我跑万米),其实也是因为自己所成长的文化和你差不多,对你的心态自认为很了解.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知识分子",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也以intellectual的标准要求大学教授.当大学教授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时,我们就很失望.其实,即使在常青藤,我看大部分教授算不上intellectual,只是自己本行的专业工匠而已.Intellectual是超越职业的,当教授的并不比一个其他行业的人更有资格当intellectual.但大学的基础是这些各专业中的工匠.
以我的观察,中国的读书人,只要有大学文凭,就自以为是intellectual.现在也许大学普及后好一些.我们那个时代,哪个大学生不要指点江山?问题是,intellectual不是谁想当就当的.intellectual的普世关怀,是由特殊的经验和心灵塑造的,大学并培养不出来,只能给这种人提供生存之地而已.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如果老老实实搞本行,当个学者,最后总有所贡献.但更多的人不知天高地厚要当intellectual,结果志大才疏,一辈子荒废掉,什么也弄不出来.看看八十年代启蒙的一代,有几个还有价值?
你收集的在其他网上的留言也很能支持我的观点.上次的留言都看不起香港.现在这条又看不起新加坡.我还知道,许多人也看不起日本.老天爷,我们大陆人岂不了得.可是怎么样呢?大陆有多少学术?
我期待你对香港人才资源的调查的结果.我猜想,香港的人才密度,以客观数据衡量,恐怕高于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问题是,我们是否会以我们的价值观念承认人家的人才是人才.
其实香港容不下你和金华很正常.香港大学主要教育二流人才.你们两个是一流人才,所以跑出来.本地香港的许多一流人才,也这么跑出来."地气"这个东西,实在不足论.但是,平心而论,人家对二流人才的教育不错.对你们这些一流人才也不错,来去自由,甘当跳板.这样以后层次会逐渐提升的.

 

方萌:

我看讨论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感谢三位的积极讨论。不知心想兄还有没有补充的。

我还是很肯定香港的孤岛和桥梁的功能的,专门在文中划出一节讨论。中国自由民主化可能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香港还会发挥其融通西方与中国的作用。不
过,香港现在毕竟回归中国了,也应该看作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部分。说不定我毕业后还会去香港工作呢,那么香港的发展就和我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篇文章
是写给大陆人的,但是我也希望香港人听听不同的批评声音。香港人也有看不起大陆人的地方,未必就一定是前者对。形势比人强。现在大部分香港学生都在积极
学习普通话,“香港中国化”在某些方面也未必就是坏事。两边互相学习吧,当然大陆能从香港学到更多东西。

我们的年底报告大概年底出炉,到时还要去香港作一次汇报。这个报告是叶刘淑仪的思想库赞助的。

我们这个年纪可能都有年轻气盛的毛病,*比较高的缘故吧。心想已经有孩子了,我和金华都还没有成家呢。说话像愤青也是符合常情,哈哈。

 

*:

 

很好,我也学到不少东西.不过,你这篇文章如果是写给大陆人看的,就应该把重点放在分析香港大学的优越之处.如果重点讲香港的问题,有个听众问题.第一,大陆人知道了香港的问题,意义在哪里呢?第二,这方面说到家不容易,受你的经验所限.第三,香港人也不会听你的,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还没有在香港取得话语权力.这也合情合理.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观察学习非常用功.但美国人不会听我讲美国.这会给我些挫折感,但是,这是合情合理的.
我辈都是人,有人的弱点.出来求学,最要小心犯了"甘阳综合症".人在异国他乡,话语权丧失,心理挫折感很大.美国不是不能批评.但为此批评人家,就太低了一档.甘阳是研究西方的,结果到了西方不成功,因此要挑战人家的话语霸权.好端端一个人才,就这样误入歧途.对这样的陷阱,我们都要小心.毕竟人在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自己的情绪中.但是,作学术必须有超越自己情绪的能力.我是过来人.诸位现在的阶段很有挑战性,压力很大.但是,前途大大的.

 

田方萌:

薛老师又来了。我再辩护几句。
我以前就写过香港与内地大学比较的文章,在网上流传过一段儿。据我所知,科大的老师看了很高兴,因为我了他们不少好话。那篇文章七千多字,这篇才三千
多,而且我最后又强调说我们应该学习香港。我写这个东西,是要提醒大陆人一开始学习就应该注意的到“香港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少大陆人,比如薛澜这样
的海归派也留心到了。
我谈香港的问题,大陆的年轻人至少可以对香港学术界有个大致的了解,不像我抱着一腔理想,去了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大陆学生的教育市场也全球化了,我建议
他们最好直接来美国,如果去了香港,也应该争取再来美国,这层意思我也表达得很清楚。对于大陆的学者们,我觉得他们不太会拿这篇文章来反对香港化,因为
我在大的意义上是完全肯定西方的学术体制和成就的。我只是提醒大家美国除了主流还有支流呢,人家这儿有很多有趣的讨论我们国内的朋友都还没有听说过呢。
我们要学香港,但不要重复香港的弊端。这对大陆的学术机构改革不是挺有意义吗?
我也承认我没有说到家,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点发言权的。我毕竟在大陆香港和美国都上过研究生班,而且这三个研究生班是有可比性的。中国有这种经验
的人也不多,我不说可能别人也不说,或者还不如我说得到位。丁学良比我了解透彻,他也没有写什么东西批评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顾忌?我当然还达不到师
长的水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三地教授的水平作了判断。马基亚维里说,最了解君主的应当是臣子,同样,最了解老师的应当的是学生。
我正在联系一家香港的媒体,我想写不写是我的事,听不听是人家的事。我现在真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意识,就是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看见一些现象,
觉得不爽就写几句。我之所以现在写出来,是因为我过一两年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兴趣了。写出来跟师友讨论一下,发不发表也没有关系。现在生活在DC,我并没
有话语权丧失的感觉;相反,我还觉得话语权比在香港时多出好多呢。有思想库举办我感兴趣的活动,我就跑过去听一听,然后提个不客气的问题。我真的挺感谢
美国人给我发言机会,能跟那些大学者argue一小下。
甘阳在芝加哥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我也不重复。可他出来的时候在国内已经成名成腕了,拿不到博士,这心态的确难以摆平。我出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是,就
算美国人不给我学位,我也挺感谢人家的奖学金——毕竟让我在DC这个世界政治中心生活了几年。所以我倒觉得薛老师不必担心下一代患上“甘阳综合症”。相
反,恕我不恭,我倒略微担心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患上“*综合症”。像薛老师一样,我们这代留学生大部分还是想留在美国,尽快融入主流。这没有什么不
好。可是,这种新移民的价值观容易强化自己的地理选择意识,看中国怎么都不顺眼(“幸亏没有回去”),美国即使有坏事,也用“总得来说”粉饰之。中美
如果有冲突,也容易站在美方的立场。毕竟,新移民和他们孩子的未来都在美国。
看薛老师讨论中国文化的文章,我总得印象是,你认为中国文化完了,不如放弃,完全学西方这一套。中国人如果能够,最好放弃汉语,都说英语,这样还可以引
进外包产业。我则认为中国文化还有戏,还有“文艺复兴”的可能,这就是我和你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根本不同。举个技术上的例子。80年代之前,很多人都认为
中文在信息时代完蛋了,因为没有办法用键盘迅速录入。结果王永庆发明了五笔字型,中文录入的速度不仅超过英文,而且单位信息量占用的空间也比较小。”重
要“一词,important 要打九下,而我用五笔敲四键就可以。重要只占四个比特的容量,important 就占九个。这在信息时代恰恰是中文的
巨大优势。所以,我劝薛老师也不要匆忙给中国文化判死刑。上帝在过去五百年眷顾过西方过,但他未必会永远这样做。当然,这个问题太大,我以后还会写点
东西,到时再跟薛老师讨教。

最后一点:我在此文中强调的是学者的治学风格,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意识。至于intellectual的问题,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当“社会的良
心”,我觉得这么做太累,总得关注公共话题。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人类起源,男女在科学成就上的差异,以及人才流动这样一些问题。我很佩服薛老师和安替,能
够一直关注美国大选。我听了两场就候选人的辩论就不想再听了——因为他们老在重复。我的信条是孔老头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中国人也不信神,
死后多半就一了百了,糊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死的时候能看清这个世界一点也就可以了。这么说可能太消极,但另一方面又不消极,这种信念让我觉得声色
犬马功名利禄均是过眼眼云,能够淡定地思考一些问题。扯远了,就此打住吧。

 

陈心想:

首先感谢大家的讨论,学习了很多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

太忙了,没有及时回复,更多地讨论,抱歉抱歉。正准备回复,又看到方萌的帖子,夸张点说,很是震撼,说到了我的一个担忧:留学生定居在美国与主流的关系,与母国的关系,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课题太大。这里不谈了。希望方萌在这方面能写些文章。我曾与*师说过,想就他的关于文化优劣论的文章写点反驳,苦于太忙抽不出整块时间,就一直拖延了下来。我比较同意方萌的看法,文化相对论有其弊端,但是确实不能把生命力延续如此之久的文化一棍子打死。文明的进步是各个文明的相互取舍融合变异的结果。题目太大,打住!

关于方萌谈得香港学术保守的事情,我觉得,方萌转发的一个新加坡学生的帖子有点意思,我也曾听朋友们说过,新加坡管的很严,是不是比香港还严格?我不知道。但是,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发达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平治社会不欢迎"冒泡"的思想?人口密集生存压力大,只专一业好生存?等等可能的原因?那么,实际上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科学和思想的突破那么为什么基本上在美国呢?大非洲呢?南美洲?欧洲是否也有些落伍?这些是否有助于思考香港问题?话题太远了。打住。

关于美国培养博士生,就社会学方面,我写过一个介绍性的文章发表在《社会学家茶座》2008第1期。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网址:
http://xc.2000y.net/156612/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4798

再着,关于话语权,我也不同意薛老师,我在美国7年了,没有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只要你说的在理,人家就买帐。不然,外国的汉学研究者都该通通在中国人那里失去话语权,"你懂多少中国?来挑三拣四?"不会的。

最后,我觉得美国教育一个重大特点是:让天才成为天才!平庸依然平庸!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美国学生数学那么差,但是突破性数学创新还是美国数学家多的原因。而失败的教育是让天才和庸才一样,都成了平庸之辈!

*:

这里有个误会,我希望想大家澄清一下.我来美国,也没有感觉到失去了话语权.我这样说,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个问题,那实在让人欣慰了.
我的印象,大致都是从比我大一些的人那里来的.比如甘阳那一代.我刚来时就有中国人告诉我,美国人不会听你的.主流媒体不会容你的声音.我说这根本不可能.他们则说我刚来很无知.后来我还真去<纽约时报>投稿,第一次就中了,而且发的是评论版头条位置.编辑事后还说,实在难得听到你这种角度的声音.这是美国.八十年代启蒙那代人,来了这里心理最不平衡.他们的心态有传染性.
刚刚参加一个party回来.碰见一位非常斯文的中国女士.大概是三十上下吧.她发现我的孩子听不太懂中文,很吃惊.问我为什么不教.我说教了,但平时孩子主要在学校,渐渐习惯讲英文,我尽可能送她去中文班,但教学方法实在太有问题,她烦了,我就不再勉强.对方听了后说:这怎么行?自己的语言都不会.我告诉她:我的孩子是个美国人,自己的语言是英文.我是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是中文.孩子生在美国,英文首先要好.外语以后能学就学,但不能太强迫.她则说:她自以为是美国人,可美国人一看她的面孔,就不认为她是美国人.她摆脱不了自己的肤色.
许多中国人,还是这么看美国.所以我有些多虑了,要提醒大家一下.老实说,我在我这代人中,这方面算不错的.不过,心理的挫折感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小心就可能成甘阳.
方萌这点说得很对.各位作为学生出来,而不是作为文化精英出来,没有负担.我出来时就说,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这样才能学好这里的东西.
哈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我们这里是扯不清的.我只是把自己作为西方文化的学生而已.我没有把中国文化一棍子打死,我的近著<学而时习之>也在挖掘孔子的价值.不过,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确实高出中国一头.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态度判断文化兴衰是太落伍了.我的新书题目叫<中国要为衰落作准备>.我对中国不悲观.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相反,我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这种好日子,大概还能维持十五,二十年.以后人口老化,环境恶化,危机很大.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能贡献出来的东西,如何能和西方相比呢?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自然乐观其成.但是,我的感情不会遮挡理性.看看美国的文化有多深厚就知道了.中国实在看不到这样的前景.中国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有几个?美国大学里懂古代汉语的有多少?可是,我们中国知识界自以为很懂西方,很懂美国.这实在太危险了.
好了,先讲到此.还是就此收场.人总是爱批评自己的生存环境.我其实批评美国很厉害,特别是九一一那会.但是,当意识到主要读者是中国人时,priority就变了.
最后再说一下,当年我写了<香港的大学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我知道各位对此大概最不以为然.但是,这篇文章影响奇大.我自认为客观上这对中国高等教育贡献很大.在此之前,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还是以博士课程为本,以研究为本,没有人注意本科教育.我那篇文章试图改变这种话语.我希望澄清:大学教育以本科为中心,一流大学要落实到给学生奖学金,落实到具体的教育改革上,比如通才教育,讨论班等等.我那文章发出来后,清华马上说第二年要考虑奖学金的问题,我以后基本不骂清华.北大发言人则出来驳斥我的观点,虽然没有点名,可见压力之大.我觉得我们这些在外面有些经验的人,应该把这种压力带回去.美国的事情不用我们管,香港的事情似乎不那么值得我们管,但大陆则不同.方萌说我把中国文化一棍子打死,恨不得大家都学英文.其实,我的立场很朴实.我知道美国不完美.但一看到人家有什么好的地方,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是中国能这样该多好!"我的文章,基本就是这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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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么熟悉的面孔.这就是美国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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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主办《北京晚报》专栏“百家言”,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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