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对我们来说注定要刻骨铭心。当我们满怀喜悦期盼奥运盛事来临之际，接连不断的危机事件正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恐怕没有哪个承办奥运的民族在奥运之年有过我们如此之经历。
大地震发生以来，多少次在我们为顷刻间数万生命的逝去而悲悯之时，社会各界的赈灾义举则让我们深感本民族的伟大。灾难终将过去，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而当我们收拾好复杂的情绪，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接下来需要什么改变？什么应该改变？又如何改变——“殷忧启明，多难兴邦”。
在写这段文字之时，我仍然无法长久注视电视画面传来的灾难情景，因为至今也无法接受和不敢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尤其在总理奔波于灾区的身影背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再一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魂魄，但同时又不禁令我想到许多假如。当然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假如”的字眼，历史也不会因为“假如”而改变行进的轨迹。因此，每一次灾难之后，我们更多地是习惯于憧憬未来，正如许多经济界人士指出，此次大地震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暂的。
诚然，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强大的韧性来应对一切突如其来的事件，但是每一次事件又不禁使我们扪心自问，作为社会的一员，究竟如何来修冶自身以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我想这才是民族崛起的真正要义之所在。
我们的文化准备好了吗？
曾几何时，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国学解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的一种文化热，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正通过对于传统文化解读孰是孰非的争论来表达各自的文化诉求与取向。而自建国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两个30年跨度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体系的整体变迁和社会机能的不断增强，社会文化体系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间不断发展和强化，而且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的任何争论，其背后都映射出我们文化的弹性和张力，同样在重大事件面前也集中暴露出文化相对稚弱的一面。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社会各界也正在以各种形式来讨论改革前后两个30年中的是是非非和社会长久发展所需的价值取向。
可以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在社会民众利益诉求、文化诉求高度活跃和多样化的今天，不禁要问，我们的文化准备好迎接接下来的30年以及更长时间跨度的社会发展需求吗？例如，因近期股市、楼市、物价方面的变化，引发的“多空之争”、“拐点之争”以及“社会发展成果如何分享”的大讨论，在巨大的社会民众多样化诉求和舆论压力之下，似乎正呈现出“股市只能说涨，楼市只能说跌，物价只能说落”的势头，但其发展是否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呢？
相应此次救灾过程中，各媒体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赈灾捐款进行的排名，一方面使得一些义举大户在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博得了社会尊敬，另一方面却将一些人士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进而出现当下这场社会责任的大拷问，从而让一些人士发出了“慈善不能成为负担”的感慨，而这其中又映射出怎样的社会文化呢？因此，我认为如何增强文化的弹性来适应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需求，恐怕是应该长久思考的问题。
以震后社会各方反应为例，无论从政府的迅捷应对，还是举国上下纷献爱心的善举，以及媒体全面及时的报道，均让我们感受到大爱无边，世界亦为之动容。但有关此次灾后捐款排名引发的讨论，却也让我不自觉地感到爱的负累，虽然那些充当言语巨人，而实际是行动矮子的叶公们为我们所鄙视，但抛弃客观的霸道式主观臆断能否被我们所吸纳呢？
进而不禁让我想到，近期面对股市的震荡、楼市的高企、通胀的恶化，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是否在巨变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被迎众的媒体所异化，而媒体又为谁所左右呢？我想这些问题，恰恰是当下我们应该对自身文化认真审视的地方。可以说文化作为相对广义的范畴，表现的既大度，又小气，其基础当然自社会的物质经济发展状况，但在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形态冲突之间，如何把握适当的文化导向，也是十分关键的。我以为，就是要修治一种充满弹性和张力，但又不失宽容的社会文化，即对于幸福的来临不要喜之过头，对于灾难的突发不要怨气冲天，多一份担当和宽容，少一些消极指责和口号。
我们的社会机制健全了吗？
经过长期的不懈变革和与之而来的发展，我们的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充实，社会的机制得以长足的进步和完善，但面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战略远景和复兴大业，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决不是“约拿情结”在作祟。
如果按照人均GDP的指标来衡量，我国正处于起飞至相对成熟的关键时期，套用一句官话，就是时处“战略发展关键期、机遇期”和“和平崛起的准备期”，因此，洪水、SARS、雪灾到大地震等公共危机在另一个层面也正在考量我们社会机制的反应和弹性，其中既包括决策层对于危机自上而下的掌控力和对社会资源及时有效的配置力，也包括社会民众自下而上的自觉力和参与力。
此次地震之后，政府当局的反应和对信息的公开透明，在降低灾害的同时，也赢得了国民和世界的赞许与尊敬，与所谓“政治作秀”相比，在灾难面前国家领导人表现出的果敢和无畏，更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勇气，但在感动之余，我们是否也要对社会的机制进行必要的反思呢？
以近年来重大公共危机为例，我们虽然在信息披露、应急预案、资源非常规调配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每一次危机爆发之际，仍然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例如危机预警的有效性、非军事性应对机构设置的完善性、事后安置受难民众救助网络的覆盖性等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危机过后，社会对于相关部门的预警效率、善款的使用以及受难人群实际灾难的原因等等均提出诸多质疑。在大地震发生之际，我们为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城市受灾较轻而庆幸之时，又不禁要问为什么学校成为最易受创的建筑，这其中剔除自然界不可抗力因素之外，是否存在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呢，是否还存在通过事前的可为和作为来降低灾害波及程度的机会呢？
在此，作为个体是无力对于社会的应有机制做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谋划，但是作为社会进步受益群体的一员，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灾难又一次让我感受到自然力的强大和生命的宝贵，尤其是社会机制的重要。那么，当我们正在通过自身的才智来不断构建现代工业社会的同时，在分享相对巨大经济增量之际，我们社会的公共服务均等程度、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的健全程度是不是也同步发展呢？
对于突如其来的这场灾难，因灾受难的同胞灾后将如何修复包括物质生活和心理精神的创伤，必将引起社会长久的思考。我想这正是我们社会机制今后如何健全的重要方面，在我们不断充实现代化生产力的同时，如何更好地驾驭其为更广范围的民众所服务，如何居安思危和防微杜渐，不仅需要决策层高瞻远瞩的科学谋划，更需要每一位社会民众积极地参与其中，不仅要分享，更要积极作为，这也应是以人为本的要义所在。
目睹了这场社会的大变迁，也身临了其中的种种实在，在包括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大进步、大发展的进程中，我想每一位社会成员应该不断思考和扪心自问，是不是应尽可能多一些“皇帝新装”中那个孩童的天真，少一些“爱惜羽毛”的情愫？
最后，借用杨锦麟先生所言以结束此文，“天将大任于中国，对于2008年旋踵而至的震撼，当作如是观”。
读者：张涛
注：读者来信仅代表读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