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
爱我中华，支持奥运！
不被人欺负，就要富民强国！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会更快实现！建议各行各业做到下列几点：
1、多省油 多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能做车就不要开车能开窗户就不要开空调
2、多省电 路灯不用就关掉，能用耳机就不要开音箱，家电不用就要把整个开关拔下来又省电又安全 希望政府把夜景工程的灯光就关掉
3、支持国货 能买到国货就不要买外国货 促进内需发展民生！
4、努力工作多开发和制造更好的产品 实业才是救国之本
5、尊重自己 尊重国人不要崇洋媚外
6、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中国只有强大才会有更好的家，落后就要挨打挨骂

古往今来，数学进展相当一部分是由一些有远见的数学家提出的猜想推动的。比较为大众所知的数学猜想有哥德巴赫猜想、费尔马大定理和庞加莱猜想，而尚未证明的黎曼猜想估计在未来五百年间还能引领数学潮流。受此启发，我们可否讨论一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呢？以下是我个人的十个猜想，不出意外的话，这些猜想早晚都能实现，问题是时间。何时能实现？我辈能否目睹。希望诸位博友能看过后能见仁见智，并就内容作必要的补充。

1、2015年，旅客乘公交车和火车不需剪票，检票员偶尔进车厢，发现逃票者重罚。

机场候机厅和火车站候车室不用播音，乘客通过指示牌和问讯处获得信息。

2、2017年， 空气清洁度提高明显，擦鞋工和洗车工大量失业；（即便高峰期）十字路口不设岗，交警全体下岗，与刑警合并。

3、2018年，中国人出游多数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不需签证，多数游客不选择旅行社。

3、2018年，大学取消入学考试，孩子们更愉快地度过童年和少年。

5、2020年，公共场所的喧哗声降低到可以相互不干扰，饭店里的大部分包厢撤消，留出更多的餐位。2025年，能够抵制噪音的窗帘布由中国人发明。

6、2020年，CCTV改制并分散，与一些地方台组成若干个集团，就如同现在的三大航空集团一样，形成相互竞争的格局。《南方周末》停出，取而代之的是几家影响力更大的日报，遍布全国各地自动售报机。

7、2022年，多数公民面对记者提问能表达自己独特的声音。电视剧的影响力让位于电影，诗人们再次写出美妙的诗歌，同时拥有适量的读者。

8、2024年，乡村土地基本不裸露，都种上花草或庄稼。城市化达到顶峰，城里人开始往乡下迁移。2028年，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地铁都有地铁，三百万人口以上的有三支以上地铁。

9、2033年，每一位公民都将发挥更大的权利，作为政府所在地的首都向中南方向迁移到一个新建的中等城市。内陆出现若干省份富比沿海，如同欧洲的瑞士、奥地利等国。

10、2038年，中国出现一批或若干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和大学。

仓颉也称苍颉，是传说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但普遍认为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

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目有重瞳者，中国史书上记载只有三个人，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孝顺的圣人，而仓颉是文圣人，项羽则是武圣人。

仓颉，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的助手。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藉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开始神化。尤其是汉代的纬书，又进而渲染，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后愈演愈神奇，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仓颉造字的传说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悉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这么，形成了文字。

仓颉造了字，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头顶心里去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马虎起来。

这话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眼里容不得一个臣子变坏。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这老人长长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个结，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会，独自去找仓颉了。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挚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还行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中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上古时期。《史记.殷本纪》中便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和“为此酒春，以介眉寿”的诗句，都以人类不同的社会活动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另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这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酿酒已很盛行。有关酒的起源，历史文献记述有四种各据理论的说法。

上天造酒说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就有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说法。《晋书》中有关于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轩辕，中国古称星名，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酒旗三星，呈“一”形排列，南边紧傍二十八宿的柳宿入颗星。明朗的夜晚，对照星图仔细在天空中搜寻，狮子座中的轩辕十四和长蛇座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一，很明亮，很容易找到，酒旗三星，则因亮度太小或太遥远，而用肉眼很难辨认。

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据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十八宿的廉洁，始于殷代而确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发现之一。在当时天文科学仪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在浩焱的星汉中观察到这几颗并不怎样明亮的“酒旗星”，给予命名并留下关于酒旗星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猿猴造酒说

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一书，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的记载。

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出没无常，很难捉到，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猿猴“嗜酒”。于是，人们便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上香甜浓郁的美酒。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流连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蘸酒吮尝。时间一久，终因经受不住美酒的诱惑，而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而被人捉住。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大猩猩，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

猿猴不仅嗜酒，而且还会“造酒”，这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述中有“琼州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酒以稻米与百花所造，一百六轧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极难得。”的记载；清代的一本笔记小说中也道：“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期，这类猿猴“造”酒的传说就有过记载。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昔年，《安徽日报》曾刊登老画家程啸天先生在黄山险峰深谷觅得“猴儿酒”的事情。这些不同时代人的记载，都证明在猿猴的聚居处，常常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由此也可推论酒的起源，当由果发酵开始，因为它比粮谷发酵容易得多。

酒是一种由发酵所得的食品，是由一咱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山林中野生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物。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到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一种被后人称为“酒”的液体析出，因此，猿猴在不自觉中“造”出酒来，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

仪狄造酒说

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

一种说法叫“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由字面看，是讲他们在作不同的酒。“拨”，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酪糟儿”。性温软，其味甜，多座于江浙一带。现在的不少家庭中，仍自制醒糟儿。醋糟儿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林”，高梁的别称。杜康作林酒，指的是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梁。由此看来，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可能是高梁酒创始人。

另一种说法是“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意思是说，自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造酒的方法流行于民间，是仪狄将这些造酒的方法归纳总结起来，始之流传于后世的。

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比起杜康来，古籍中关於仪狄的记载比较一致。例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部认为他是夏禹时代的人。那么，仪狄是不是酿酒的“始祖”呢？此说自古看法就不一致，甚至有与《世本》相矛盾的说法。例如孔子八世孙孔驸，说帝尧、帝舜部是饮酒量很大的君王。黄帝、尧、舜，部早于夏禹，早于夏禹的尧舜部善饮酒，他们饮的是推人制造的酒呢？可见，说夏禹的臣属仪狄“始作酒醪”并不确切。事实上用粮食酿酒是件程序、工艺都很难的事，单凭一个人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杜康造酒说

还有一种说法是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绪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意思是说，杜康将未吃完的剩饭，放置在桑园的树洞里，剩饭在树洞中发酵，有芳香的气味传出。这就是酒的作法，杜康就是酿祖。

魏武帝乐府诗曰：“何以解夏，惟有杜康”。自此之后，认为酒就是杜康所创的说法似乎更多了。

历史上杜康确有其人。古籍中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说文解字》等书、对杜康部有过记载。情乾隆十九年重修的《白水题志》中，对杜康也有过姣详的描述。白水盟，位于陕北高原南录与开中平原交界处，因流经显治的一条河水底多白色头而得名。白水县，系“古雍州之域，周末为彭戏，春秋为彭衙”。“汉景帝建栗邑衙盟”，“唐建白水县於今治”，可见白水鼯历史的悠久。相传这里曾出过“四大贤人”：一是黄帝的史官、创造文字的仓颉，出生于本县阳武村；一是死后被封为彭衙土神的雷徉，生前善削瓷器；一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明者束汉人蔡伦，不知缘何因由也在此地留有坟墓；此外就是相传为酿酒的鼻祖杜康的遗址了。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小听城，一下子拥有仓领、雷徉、蔡伦、杜康这四大贤人的遗址，页可谓“人杰地灵”了。“杜康，字仲宇，相传为鼯康家卫人，善造酒。”康家卫是一个至今尚在的小村庄，西距孙城七八公里。村逞有一道大沟，长约十公里，最宽处一百多米，最深处也近百米，人们叫它“杜康沟”。沟的起源处有一眼泉，四周绿树环绕，草木丛生，名一“杜康泉”。盟志上说“俗传杜康取此水造酒”，“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有酒味故然不确，但此泉水质情冽甘墩却是事实。清流从泉眼中汨汨涌出，沿著沟底流消，最后汇入白水河、人们称它为“杜康河”。杜康泉旁边的土大土包，以砖培围护著，传说是杜康埋骸之所。杜康庙就在坟墓左侧，凿壁为室，供奉杜康造象。可惜庙与象均毁于一“十年浩劫”丁。据县志记裁，往日，乡民每逢正月二十一日，都要组织“赛享”活动。这一天热闹非常，措喜演戏，商贩云集，熙熙德接，直至日落西山人们方盍兴而散。如今，杜康墓和杜康庙均已修整，杜康泉上已建好一座凉亨。亭呈六角形，红柱录瓦，五彩飞檐，楣上绘著“杜康醉刘伶”、“青梅煮酒论英雄”等故事图画。尽管杜康的出生地等均系“相传”。但据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的残砖断瓦考定，商、周之时，此地确有建筑物。这里产酒的历史也颇为悠久。唐代大诗人杜南于安史之乱时，曾挈家来此依其男氏崔少府，写下了《白水舅宅喜两》等诗多首，诗句中有“今日醉弦歌”、“生开桑落酒”等饮酒的记载。酿酒专家们对杜康泉水也作过化验，认为水质适于造酒。一九七六年，白水鼯人在杜康泉附近建立了一家现代化酒厂，定名为“杜康酒厂”，用该泉之水酿酒，产品名“杜康酒”，曾获得国家轻工业部全国酒类大害的铜杯奖。

清道光十八年重修的《伊阳显志》和道光二十年修的《汝州全志)中，也都有关于杜康遗址的记载。《伊阳县志》中《水》条里，有“杜水河”一语，释曰“俗传杜康造酒于此”。《汝州志》中说“杜康，在城北五十里，俗传杜康造酒处”。《汝州全志》还裁有：“俗传杜康造酒处”叫“杜康促”，“在城北五十里”的地方。今天，这里尚有一个叫“杜康仙庄”的小村，人们说这里就是杜康促。“促”，本义是指石头的破裂声，而杜康仙庄一带的土壤又正是山石风化而成的。从地限中涌出许多股清冽的泉水，汇入旁村流过的一道小河中，人们说这段河就是杜水河。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傍村这段河道中，生长著一种长约一厘米的小虾，全身澄黄，蜷腰横行，为别处所罕见。此外，生长在这段河套上的鸭子生的蛋，蛋黄泛红。此地村民由于饮用河水，竟没有患胃病的人。在距杜康仙庄北约十多公里的伊川显境内，有一眼名叫《上皇古泉》的泉眼，相传也是杜康取过水的泉子。如今在伊川县和汝阳县，已分别建立丁颇具规模的杜康酒厂，产品都叫杜康酒。伊川的产品、汝阳的产品座同白水的产品合在一起，年产量已达数万吨之多，这恐怕是当年的杜康所无法想象的。

陆羽，后人都知道是茶圣，是茶学的创立者，为中国的茶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却是与残忍联系在一起的。
陆羽曾是一个弃婴，据唐李肇《国史补》卷中：“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令姓陆名羽，字鸿渐。”
据陆羽《陆文学自传》记载，大约三岁的时候，陆羽被竟陵（今湖北天门）龙盖寺的住持积公和尚在一条小河边捡到，并带回寺中抚养。陆羽长大后，因无名字，乃以《周易》为自己卜卦取名，卜得“渐”卦，其爻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遂以“陆”为姓，“羽”为名，“鸿渐”为字。
陆羽自小在龙盖寺中成长，积公和尚欲教他佛经，希望他皈依佛门，陆羽却以为出家人“终鲜兄弟而绝后嗣”有违孝道，而不肯（元辛文房《唐才子传·陆羽传》说他“耻从削发”）；积公和尚十分恼火，便罚其干脏活累活，要他打扫厕所，清洁污墙，还加放牛三十头。陆羽拿竹子在牛背上画字，口中念念有词，被积公看到，又被惩罚修剪寺园中的杂草。想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陆羽苦不堪言，便在十二岁那年，想法逃离了龙盖寺，藏匿在一个戏班子里当丑角演戏，虽然陆羽面貌丑陋，说话结巴，却富有机智，扮演极为成功，他同时还编写了《谑谈》三卷。
唐天宝五年（746），竟陵太守李齐物看到了陆羽的表演，十分欣赏他，当即赠以诗书，并修书推荐他到隐居于火门山的邹夫子那里学习。后来又四处游历，期间交朋结友吟诗作文，附庸风雅，同时也喜欢上了茶。上元初（760），二十八岁的陆羽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隐居山间，自称桑苎翁。“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接舆是春秋时楚国的一个隐士陆通的字，他不愿做官，便假装神经病，时人谓之楚狂。可陆羽是自以为才大志疏却没人要他做官，因而经常一个人从早到晚在野外彷徨徘徊，有时一边诵诗念经一边用杖乱敲林木一通，有时干脆就嚎啕大哭一阵（也够可怜的）。
据《新唐书·隐逸·陆羽》记载：不知是代宗还是德宗时期，朝廷也曾“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可他“不就职”。至于他为什么不就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官职不理想。朝廷开始是想拜陆羽为“太子文学”的，这是一个“掌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总缉经籍”的官，可是一转眼考虑到陆羽一介山野村夫担此职务不大合适，随即就改任他为“太常寺太祝”，这是一个专门在祭祀的时候负责准备祭品念祭文或者祝词之类的官，和文学根本就不搭界，当然也与陆羽的愿望相去甚远。二是官位太低。据《唐六典》卷二十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记载，“文学三人，正六品下”。太常寺太祝按《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的记载，品佚则更低，只有正九品上，相当于现在的股级干部，难怪陆羽不愿应诏。尽管如此，但陆羽还是自栩为“陆文学”。无奈中，他对茶着了迷，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藤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阖门著述《茶经》。
由于侵淫茶道日久，陆羽渐渐地有了一些名气，但许多人对他的茶道并不欣赏。《新唐书·隐逸·陆羽》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不知是由于陆羽衣着太过随便，还是李季卿本就看不起陆羽，对他有些轻慢，纯粹只把他当成了一个煮茶的下人。《唐才子传·陆羽》记载更为具体，“茶毕，命奴子与钱。羽愧之，更著《毁茶论》”。明蒋一葵 《尧山堂外纪》干脆说：“茶毕，命孥：‘取钱三十文酬博士。’”尽管记载不尽相同，但陆羽遭到轻慢是确切无疑的，因此，一向自视轻高的陆羽大觉羞耻，一气之下竟著《毁茶论》，将茶说得一无是处。
陆羽遭人轻慢，原因有两个：
一是饮茶在当时并不普遍，有些人甚至极力反对饮茶。据宋李昉《太平广记·征应九》引《大唐新语》云：“唐右补阙毋旻，……性不饮茶，著代饮茶序。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云’。”《大唐新语》为唐代刘肃撰，明代屠隆《考盘余事》亦有关此事的记载，只不过毋旻变成了武则天。不管是毋旻还是武则天，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唐代中期以前，人们对茶并无特别的嗜好，饮茶之风盛行，据《封氏闻见记》，是自从陆羽著《茶经》后，“于是茶道大行”。因此，当时李季卿鄙视陆羽并不奇怪。问题是出身低微长相丑陋还口吃的陆羽，却自尊心极强，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一旦遭到轻视，便心灰意冷，甚至对自己缺乏自信。从某种意义上看，陆羽的性格是有一定缺陷的。
二是陆羽的名声不大好。除了陆羽小时候缺乏教养，有些冥顽不化外，更主要的是他有杀人嫌疑。唐冯贽《云仙杂记·茶焦缚奴投火》引《蛮瓯志》记载：“陆鸿渐采越江茶，使小奴子看焙，奴失睡，茶焦烁。鸿渐怒，以铁绳缚奴投火中。”小奴子因为一点小过失，陆羽竟然将他用铁丝绑起来投入火中。小奴子是否被烧死，文中没说，但如果是真的，不死也得脱层皮。
也有人认为陆羽不可能杀人，理由是《新唐书·隐逸·陆羽》说他“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有如此品格的人怎么会杀人呢？但不要忘了，《新唐书》乃宋人所作，而《云仙杂记》和《蛮瓯志》都是为和陆羽同时代的唐人所作，可信度应该更大。而且以陆羽的古怪性格，加之对茶的过于偏好，怒极杀人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陆羽对茶的偏好，自古以来许多人都持不大认同的态度。陆羽除了《茶经》三卷、《谈笑》万言外，著述甚多，另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潮州刺史记》一卷、《占梦》三卷等。然而流传下来并广为人知的，只有一部《茶经》。为什么会如此？宋费衮《梁溪漫志·陆羽为茶所累》有一段评论可以说明问题：“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为所嗜好掩其他长。如陆鸿渐本唐之文人达士，特以好茶，人止称其能品泉别茶尔。”明代屠隆在其《考槃余事》中引用了《蛮瓯志》一书关于他杀人一事的记载后，干脆说：“残忍若此，其余不足观也。”
有一个怪现象，据《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巩县陶者多为瓮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梁溪漫志·陆羽为茶所累》也记载：“巩县有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茶器必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鸿渐嗜茶，而此遭困辱。”人们将生意不好的怨气发在已成“茶圣”的陆羽头上，有一种成也箫何败也箫何的感觉。可是，老百姓对于别的神就不这样对待。比如说财神，许多人特别是生意人家里都有，可没有见过谁发不了财而由此迁怒于他的。偏偏陆羽遭到如此礼遇，难道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季羡林的中国文化特殊论

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我们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于一家，其后绵延未断。宋朝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话，说得最扼要，最准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物”包括动物和植物。我们的生活来源都取之于大自然，而我们不把大自然看作敌人，而看作朋友。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这样做，然后西方文化所产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渐克服。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势，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王朝大国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过如此。现在读一读当时中国皇帝写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的所谓诏书，那种口吻，那种气派，真令人啼笑皆非又不禁脸上发烧，心里发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统治者，在殖民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最重视所谓的“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他们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变而向“洋鬼子”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甚至摇尾乞怜。上行下效，老百姓也受了影响，流风所及，至今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西方人看待中国同那以后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以前，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智慧之国，文化之邦，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

多少年以来，总有一个问题萦回在我的心中：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几经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是爱国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是爱国的。存在决定意识，必须有一个促成爱国主义的环境，我们才能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只要看一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环境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始终没有断过敌人，东西南北，四面都有。虽然有的当年的敌人今天可能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算是敌人。

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

我梦到，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人民、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幸福；但是，其基础是“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因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物种灭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切盼到了21世纪能有所改变，能改恶向善。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以东方“天人合一”思想，济西方思想之穷，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同大自然为友，双方互相了解，增强友谊，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

前几年，我们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口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立即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所谓“弘扬”，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在国内弘扬，一个是向国外弘扬。二者不能偏废。在国内弘扬，其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我们常讲“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无法表现在科技上。即使我们的科技占世界首位，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只能是量的差别，无所谓“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文化上。这个浅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想明白。在文化方面，我们中华民族除了上面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外，几乎是处处有特色。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书法，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社会风习，我们的文学创作，等等，哪个地方没有特色呢？

我们过去曾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了许多外国的好东西，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去拿。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不管这些“天之骄子”们愿意不愿意来拿我们中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实行“送去主义”，我们要“送货上门”。

中国的博士和西方的博士不一样。在一些中国人心目中，博士是学术生活的终结；而在西方国家，博士则只是学术研究的开端。

中国管大自然或者宇宙叫“天”，而印度则称之为“梵”（brahman）。中国人的“人”，印度称之为“我”（Atman，阿特曼）。总起来看，中国讲“天人”，印度讲“梵我”，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印度古代哲学家有时候用tat（等于英文的that）这个字来表示“梵”。梵文tatkartr，表面上盾是“那个创造者”，意思是“宇宙的创造者”。印度古代很有名的一句话tat tvam asi，表面上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真正的涵义是“你就是宇宙”（你与宇宙合一）。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我是小我。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即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

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

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国有的术语，采用同西方不同的判断方法，这样才能在国际学坛上发出声音。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我认为，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弊端甚至灾害。现在如仍不悬崖勒马，则人类生存的前途必受到威胁。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西方的美重点在眼睛和耳朵，他们美学家研究的对象重点是音乐、绘画、雕塑等等。中国的美则涉及眼、耳、鼻、舌、身等五官。

“美”这个字，根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英词典》，英文是beautiful, pretty, good, very satisfactory, be pleased with mersely。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二者，都与眼睛有关。因为中国有“美酒”、“美食”、“美餐”等等一系列与舌头有关的说法，不得不加上good一个解释。“美酒”只能译为good wine，“美食”、“美餐”只能译为good food或tastyfood 和table delica-cies，决不能译为beautiful food。这只是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例子，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总之，中国人的与西方人的“美”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美学家研究美学，决不应忘记了自己。换言之，中国美学家不应当囿于眼睛和耳朵，而应当延伸到五官，其中最主要的是舌头。

中国的“味”和印度的nasa，涵义或引申义并不相同，但是，二者都同出于舌头，而不像西方那样审美对象只限于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其中必有原因。

令人吃惊的是，到了今天，竟还有少数学者，怀抱“科学”的尚方宝剑，时不时祭起了“科学”的法宝，说我的说法不“科学”，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另外还有个别学者，张口“这是科学”，闭口“这是科学”，来反对中国的气功，甚至中国的医学、针灸、拔罐子等等传统医疗方法。把气功说得太神，我也无法接受。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国内外多年的临床应用，证明这些方法确实有效，竟还有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死抱住“科学”不放，岂不令人骇异吗？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位“赛先生”（即科学）确实获得了一部分成功，获得了一些真理，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并不限于这一条。东方的道路也同样能通向真理。

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有时难免显得有点模糊。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有人就想进行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鲁迅就是其中之一，胡适也可以算一个。到了现在，“语言改革”的口号没有人再提了。但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我总认为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

“诗的灵魂”理论的轮廓大体如下：词汇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重意义：一、表示功能——表示义（字面义，本义）；二、表示功能——指示义（引申义，转义）；三、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以上三个系列又可以分为两大类：说出来的，包括一和二；没有说出来的，包括三，在一和二也就是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发挥作用。这种暗示就是他们所谓的“韵”。《韵光》第一章说：可是领会义，在伟大诗代的语言（诗）中，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这显然是在大家都知道的肢体（成分）以外的不同的东西，正像女人中的（身上的）美一样。这种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有赖于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可能因人而异，甚至因时因地而异，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这里有极大的能动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也许就是产生美感的原因。这种暗示就是这一批文艺理论家的所谓韵（dhvani）。在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越大，他就越容易感到审美客体美，这就是“韵”的奇妙作用。韵是诗的灵魂。

他们把诗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真诗，以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暗示的东西为主；第二，价值次一等的诗，没有说出来的只占次要地位，只是为了装饰已经说出来的东西；第三，没有价值的诗，把一切重点都放在华丽的语言上，放在雕琢堆砌上。在这里，可以说是层次分明。没有说出来的暗示的东西，其价值超过说出来的东西，在说出来的东西中，词藻雕饰最无价值。

中国难以理解的神韵就等于印度的韵；中国的神韵论就等于印度的韵论。只因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不大擅长分析，说不出个明确的道理，只能反反复复地用一些形象的说法来勉强表达自己的看法，结果就成了迷离模糊的一团。一经采用印度的分析方法，则豁然开朗，真相大白了。

中印两国同样都用“韵”字来表示没有说出的东西、无法说出的东西、暗示的东西。这是相同的一面。但是，在印度，dhvani这个字的含义，从“韵”发展到了“暗示”。而在中国，“韵”这个字，虽然也能表示无法说出的东西，同“神”字联在一起能表示“暗示”的含义，却从来没有发展到直截了当地表示“暗示”的程度。这是不同的一面，我们必须细心注意。

我讲到书名，印度的命名原则又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能不发人深思了。我先举几个例子。7世纪的檀丁有《诗镜》，12世纪的罗摩月和德月有《舞镜》，14世纪的毗首那他有《文镜》。用“镜”字来命书名的做法，立刻就让我们想到中国的《杜诗镜诠》、《格致镜原》一类的书名。13世纪的沙罗达多那耶有《情光》，胜天有《月光》，都用“光”字来命名。15世纪的般努达多有《味河》，17世纪的世主有《味海》，还有著名的《故事海》等等，都用“河”、“海”等字眼来命书名。至于用“花鬘”、“花簇”等字眼命名的书，更是车载斗量，比如安主的《婆罗多花簇》、《罗摩衍那花簇》、《大故事花簇》，还有般努达多的《味花簇》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不一一列举了。怎样来解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书名呢？我认为，也同样用韵的理论、神韵的理论、暗示的理论。我以上举出的这许多书名也同样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镜、光、河、海、花鬘、花簇、苑、珠、林、楫等等，都是说出来的东西，实有的具体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被用来命书名，实际上与这些具体的东西无关，而只是利用它们所暗示的东西，也就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我多年以来就考虑一个问题：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印文化似同属于一个大体系——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相抗衡。中印文化相同之处，有的出自互相学习，有的则不一定。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把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创造的文明归纳为二十三种或二十六种。意思就是说，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永存不朽。这个观点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情况的。我归纳了一下，认为人类的文明或者文化大体上有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这种消逝不是毫不留踪迹地消失了，而是留有踪迹的，踪迹就存在于接它的班的文化中。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融合，但却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从的。

正如我的老师——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曾经说过的《白虎通》当中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叫三纲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他讲的当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边有糟粕，如夫妻应该是平等的，怎么男人成了女人的纲了呢？这个我们先不讲它。六纪，一是仲父，就是父亲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族舅，就是母亲家的人；五是师长；六是朋友。他说，这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乱七八糟。现在马路上为什么要有交通警？为什么要有红绿灯？这就是一种规则，一种规章制度，要求大家都来遵守，这样社会生活才能进行。要是没有这些规则，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

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先从自己开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后致知，把规律找出来，正心、诚意就不用讲了，修身就是修自己，然后齐家，把家治好，然后再治国，治国以后是平天下。就是从个人内心一直到天下。那么，什么叫国，什么叫天下呢？在周代来讲，像齐国、燕国、郑国等国是国，天下则指整个周代的中国。现在像中国、日本叫国，天下就是世界。个人要从内心出发，正心、诚意，一直推到治国、平天下。这套系统的步骤，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它在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特殊性非常之明显。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古希腊一直到古印度，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可是内容这么全面、年代这么久远、涉及面这么广泛的道德规范，在全世界来看，中国是唯一的。现在中国周围这些国家，像日本、韩国、越南等，有一个名词叫汉文化圈，属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基本上都受我国的影响。

现在我们的考古发现越多，就越证明我们的历史长久。比如“五四”时代连尧、舜、禹、汤的禹都有怀疑是不是确有其人，现在已经证明了有禹这个人。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我估计将来考古发现不但有夏、有禹，一定还会有更古的尧、舜，还要往上发展。

1，陈汤：要论抗击匈奴的名将里谁最冤，那当属陈汤莫属，大汉朝反击匈奴的世纪之战，实际上是到了陈汤这里才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战阵斩匈奴单于，平定西域土地，奠定中华对今日新疆的主权，陈汤的功业自不必说，可是在汉朝朝廷内，却偏偏落了个功高不赏的凄凉结局，怪只怪陈大将军太不会来事，只知道埋头打仗从不知抬头巴结人，加上陈汤自己确实手脚不干净，有贪污的把柄抓在御史手里，于是功高不赏暗箭来，得胜还朝的陈汤差点因为“未奉诏”被整死，最后虽然封了关内候，可没过一年就免爵为民，碌碌而终，对比草包将军李广利三征匈奴无功却高官厚禄的荣耀，陈汤可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2，高敖曹：在鲜卑北齐政权里，汉将高敖曹可是个狠角色，东魏王高欢平时给军队训话都是用鲜卑语，只要老高在旁边，肯定用汉语，而老高率领的汉人军队确实是当时北齐军队里最精锐的部分。老高这人虽然甘为鲜卑走狗，可也不是完全没有气节，经常为了维护汉人的尊严和他的鲜卑同事打的头破血流，可小节不减大节毕竟有亏，谁让他是“伪军”呢。最后老高下场也很惨，东西魏大战的时候硬是让自己的鲜卑主子出卖，手下几万汉兵独抗西魏数倍于己的鲜卑铁骑。在让敌人付出了更大伤亡后全军覆没，其悲壮的结局也告诉了中国军人一个硬道理---做啥都别做汉奸。

3，冉闵：今天历史学界对冉闵的看法确实争论激烈，但是我们抛却政治因素不谈，单从军事成就上来说，冉闵确实为我中华百年一出的军事奇才，他的冉魏汉军经历的大多数战斗都是在以少打多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手下部队以步兵为主，却多次在中原大地横挑强胡骑兵军团，几乎是百战百胜，还打得对手全军覆没。最后虽败于慕容鲜卑骑兵军团，但此战鲜卑人也死伤甚重。遗憾的是，政治上的宣传导向让后人对他的军事成就研究甚少，而他最后悲惨的结局不能说明慕容鲜卑军团有多强大，除了说明他在政治和经济建设上的失策外，还印证了中国古代的一句俗话：悍狼抵不住赖狗多啊！

4，刘牢之：要问冉魏败亡后谁是天下第一劲旅，那非东晋北府军莫属，北府军是东晋政府的胆，刘牢之就是北府军的胆，这支由南逃汉人组成的虎狼军团勇猛善战，其中还有不少成员是冉闵军的旧部，肥水之战，刘牢之统八万之众大破八十万五胡联军，打出了中华男儿的赫赫天威，今天的人或许忽略了一个历史细节，胡人皇帝符坚在望八公山草木时，把满身林木都看成了士兵，留下了草木皆兵的千古笑话，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位横行北方的大贼首如此胆战心惊，答案就是在肥水之战的前一天，刘牢之率领五千北府健儿率先对胡人大军发动奇袭，斩杀一万多人，一战打破敌胆，才有了之后肥水之战敌人落荒而逃的局面，遗憾的是，中国史书一直在鼓吹其实并没有担任指挥任务的名相谢安，老刘的声威反而无人知道了。北府军存在了五十多年，最终落到刘裕手里，刘裕也凭借这份家底几度北伐，打出了南北朝时期汉人最辉煌的时代。

5，柴荣：后周皇帝柴荣一生最大的悲哀无外乎两字--短命，北方是他统一的，契丹是他打跑的，幽云十六州的关南十七县是他收复的，一辈子没遇到一个象样的对手，却偏偏争不过老天爷，英年早逝的结果就是让赵宋政权拾了历史最大的一个便宜。凭借老柴留下的丰厚家底，赵氏兄弟基本统一了汉民族的势力范围，却偏偏拿契丹人占领的幽云十六州一点办法都没有。遥想柴荣北征时，契丹大军望风披靡的情景，我们不得不感慨，假如后周世宗再生，历史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恰恰因为赵宋政权存在的缘故，大英雄柴荣的光辉事迹也就没有多少人关注了。柴荣的后人基本都英年早逝，只留下水浒里子虚乌有的柴进大官人，还跑到山上当了贼寇，最后又随宋江征了回辽，算是替老祖宗还愿了。

6，刘仁轨：中华千年灭倭的第一功臣，朝鲜白江之战不但打的日本全军覆没，更让日本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铁心跟在中国屁股后面做小弟。按说一仗打出了中日两国的几百年和平，老刘的功勋不算少，可谁让他生在大唐呢，那是一个将星闪耀的时代，刘仁轨击杀数万倭兵的战功，与唐朝当时的众位名将相比确实黯淡了点，就好比今天的美国，一个将军要是打过苏联，绝对可以天天拿出来炫耀，一个将军要是打过缅甸，估计提也不好意思提，怪只怪当时中国太强，日本又太不是盘菜，所以刘将军星光暗淡也就不奇怪了。

7，王玄策：杀印度兵数万，俘虏数万，凭借借来的几千杂牌军就平定了印度，这个英雄就是王玄策，一个非军事专业出身的使节，一个在国外毫无根基的外 交官，居然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实在是世界军事历史上不二的奇迹。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就这样轻松的被一个中国外 交官在战场上搞定了，真是愧对“文明古国”的美称啊。只可惜当时的中国对印度知之太少，在中国人眼里那只不过是一个化外蛮邦而已，而近代因为“中印友好”的缘故，对这段历史教科书上也避之不提，所以王大英雄的名字没人知道也就不奇怪了。

8，庞籍：我真怀疑庞籍是不是和民间说书的有仇，不然这位抗击西夏的大英雄怎么在《包公案》里倒成了人见人恨的反面太师？要知道宋朝防御西夏的战略思想是他设计的，如果说之前的名将大多为进 攻型人才的话，那么庞籍可以算是北宋防御战的第一专家，西北边陲在他的经营下成为了铜墙铁壁，在宋朝连经三川口与好水川之战后，正是他镇守陕西，为宋朝稳住了边疆局势，整顿军队，选拔将才，为大宋在西北锤炼出了一支精锐铁军。后人熟知的两大抗西夏名将狄青和张兀都是他大胆提拔的，到了话本小说里却全成了他的敌人。对比真正的历史，看看《包公案》《三侠五义》里一系列对这位大英雄的歪曲描绘，直叫人由衷叹服一句：人民群众的创作力量是无穷的。

9，傅友德：在朱元璋的部将里，傅友德是非常低调的一位，毕竟那个年代名将太多了，可这个低调的名将却做出了不低调的攻业：云南是他打下来的，甘肃西部，青海北部以及新疆东部地区也都是他打下来的。鼎盛时期的蒙古骑兵在云南地区曾屡遭挫折，可老傅的明朝大军却在短时间里横扫了西南，天下无敌的徐达在岭北战役里遭到蒙古人阻击，无功而返，可西线几乎同时出征的傅友德却率领大军横行千里，在蒙古高原与青海高原上见谁灭谁，七战七捷，打的蒙古人望风而逃，只可惜他的名字一直生活在徐达，常遇春等人的阴影里，晚年又因飞扬跋扈而获罪，最后落了个凄凉的结局。

10，陈麟：朝鲜人鼓吹李舜臣，几乎把老李说成了高丽的民族魂，可是当时的老李只能算陈麟的属下，灭倭数万的露粱海大搏杀，说到底还是要看大明铁军。陈麟算是明朝中后期一个不世出的奇才，露粱海歼灭战正是由他制定战术一手策划的（今天的教科书却出于中朝友好抹杀了这点，见段万瀚的世界五千年）。这个人还是个全才，西南平缅甸，播洲平杨应龙，平原战，山地战，骑兵战，步兵战，火器战，陆战水战几乎是样样精通，样样都打得赢。只可惜由于他名声不好（经济问题比较严重，又比较会巴结宦官，前者有点严重，后者在当时确实也算不得错），因此史书上对他评价不高。加上满清的历史书对万历三大征的歪曲，使这位建立大功业的英雄反而默默无闻了。当年他的小跟班李舜臣已经被看做高丽民族的战神，真正建立下大功绩的他，是否更值得我们中国人去好好的纪念呢。

  伏羲是传说中人类文明的始祖，被尊为“三皇”之首。

    相传，他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十二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当地的人为了纪念伏羲的诞生，特将地名改为成纪，因为在古代，人们把十二年作为一纪。据史学家考证，古成纪就是今天的天水。《汉书》中说道：“成纪属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所以，天水历来被称为“羲皇故里”。

    根据传说和史籍记载，作为人类文明始祖，伏羲的主要功绩是：一、教民作网用于渔猎，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同时教民驯养野兽，这就是家畜的由来。二、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三、始造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往结绳记事的落后形式。四、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五、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而且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六、创制古代历法。

    但是，伏羲的最大功绩还是创立八卦。

    在天水北道区渭南乡西部，有一卦台山，相传这里就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

    有一天，他又来到了卦台山上，正在苦苦的思索他长期以来观察的现象。突然，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吼声，只见卦台山对面的山洞里跃出一匹龙马。说它是龙马，那是因为这个动物长着龙头马身，身上还有非常奇特的花纹。这匹龙马一跃就跃到了卦台山下渭水河中的一块大石上。这块石头形如太极，配合龙马身上的花纹，顿时让伏羲有所了悟，于是他画出了八卦。

    后来，那个跃出龙马的山洞被人们称为龙马洞，渭水河中的那块大石就叫做分心石。现在去卦台山，你还能看到这些地方。而且，龙马洞里还有石槽和石床的残迹。

    至于八卦的功绩，在于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以它为特征的伏羲文化，到现在仍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在探索、研究。而且，当代的许多学科也都深受其影响，并从中得到启示。据说，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也是受了八卦的启发。
     有这种可能：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都是出自伏羲氏的部落首领，他们处于不同时代，但地位相同，且都可称 •“伏羲”（因为都出自伏羲氏的部落）。

女娲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造化世上生灵万物。 女娲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她慈祥地创造了我们，又勇敢的照顾我们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 

《太平御览》：女娲在造人之前，与正月初一创造出鸡，初二创造狗，初三创造羊，初四创造猪，初六创造马，初七这一天，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一点一点的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 为了让人类永远的流传下去，她创造了嫁娶之礼，自己充当媒人，让人们懂得「造人」的方法，凭自己的力量传宗接代。另一种传说《独异志》是：女娲是与伏羲为兄妹。当宇宙初开时，天地之间只有他们兄妹二人，在昆仑山下，而天下未有其它人民。相议想为夫妻，又自觉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请您将天上的云都合起来一团，要不就把云散了吧。」以是天上的云立即合起来，他们俩就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他们俩的子孙后代。

女娲补天的记录见于《淮南子》：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而大打出手, 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打输而羞愤的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 哪知那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爲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衆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爲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我们伟大的女娲的补天神石的彩光。

女娲劳苦功高，在西汉的《运斗枢元命苞》中，女娲被列为和她的哥哥伏羲、尝百草救人无数的神农为中华民族人始之初的三皇。

梵高无疑是不朽的。作为十九世纪的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梵高生前穷困潦倒，行为癫狂至竟割下自己的左耳，并在他三十七岁那年，完成著名的向日葵后便开枪自杀了。梵高生前仅卖出一幅《红葡萄园》，但他死后，其作品竟成亿万富翁们炫耀的资本。上世纪末，梵高的作品竟拍卖出七八千万美金的天价。毕加索曾评价梵高：“这人如不是一位疯子, 就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

其实，在梵高前三百多年的中国明代，便有一位“梵高”式的人物，与梵高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此人就是开拓明清乃至近代大写意画一片新天地的徐渭。徐渭，字文长，晚年号“青藤道人”，明代山阴县（今绍兴）人。他出生百日，父亲就谢世。十四年时，母亲又作古，靠伯父徐淮抚养。徐渭自幼聪慧颖悟，才思敏捷，《明史·徐渭传》说他十余岁就能仿汉代扬雄的《解嘲》赋作《释毁》，颇得当地名儒推许。二十岁做秀才时，就名气很大。但徐渭天性叛逆，尤其讨厌类似当今应试教育的“八股”文，八次参加科举应试，屡试屡蹶，直至四十一岁未中。嘉靖三十六年入浙直总督胡宗宪幕府，辅佐胡宗宪抗御倭寇，立下殊功。当年的总督府威势森严，一般官吏在胡宗宪面前“膝语蛇行，不敢举头”，惟恐获罪。徐渭却始终戴敞乌巾，侃侃而谈，旁若无人。

 胡宗宪获罪后，徐渭结束五年幕客生涯。政治迫害的恐怖，官场争斗的黑暗，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至精神完全失常。梵高割除自己的左耳，徐渭则用大锥刺自己的耳部，刺进好几寸深。还用锤子砸碎阴囊，幸亏没有致命。梵高在麦田中开枪自杀，徐渭则在癫狂中误杀自己续娶的妻子，身陷囹圄长达七八年。

由幕客至狱囚，生活上骤荣骤辱之颠簸，使徐渭对人生体悟尤深。出狱后，他致力创作以发泄愤世疾俗之情，精神虽已复常态，但“愤益深，佯狂益甚”，悲愤填膺，难以自遣，因而落拓不羁，纵酒狂歌。至晚年，徐渭生活相当窘迫，靠作诗文书画以糊口，落到“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之境地。

徐渭把自己坎坷不平的经历体现在作品中，无论诗文、杂剧、书画，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着一股奇恣纵肆的激情，“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成为明代后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与艺术家。他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真正开宗立派影响后世，成就最为杰出的却是绘画。梵高是十九世纪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徐渭却早于梵高三百年独创水墨写意画新风，形成影响深远的“青藤画派”。二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渭之画借物抒情或缘物寄情，不求形似而求生韵，人物、山水、花鸟无不擅长，尤以花鸟画见长。梵高生前唯一卖出的是《红葡萄园》，有意思的是徐渭的著名代表作竟是《墨葡萄图》，人世间的很多事就是如此凑巧。这幅《墨葡萄图》藤条错落历乱，枝叶离披纷杂，果实晶莹欲滴，不质不华，犹如泼翻一砚梨花雨。上题诗一首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书生老矣，壮志未酬，只落得一个“独立书斋啸晚风”的凄凉结局。那画中的棵棵“笔底明珠”，抑或正是自号“青藤道人”的徐渭那冥冥哭泣中和着血的滴滴泪珠！

徐渭的另一名作《杂花图》，全卷作四季花果十三种，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自左至右依次为滋润的牡丹、厚实的石榴、皎洁的白莲、高耸的梧桐、孤傲的菊花、丰硕的秋瓜、饱满的豆荚、瘦隽的紫薇、历乱的葡萄、淋漓的芭蕉、挺俏的梅花、清淡的水仙和萧疏的竹条，将四季花果杂陈于一局，倾写作者“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激情，展示出忿激奔宕的画风。

梵高死后七八年，世人才对其顶礼膜拜；徐渭则在谢世二十年后，方受到推崇，“公安派”领军人物袁宏道还写有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之后，喜欢徐渭画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八大山人、郑板桥等，郑板桥专门刻了一方“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的印章，表示对徐渭由衷的崇敬。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梵高与徐渭都是在极度的失落之中，在精神几近癫狂之中，开创出一片绘画新天地！也许正是有所剥夺，才有所馈赠；有所失落，才有所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