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哲学不是宗教。中庸本于《易经》，强调无地的发展与化育。可见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
中庸、中道是人类认识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由青铜器向铁器发展时代的哲学。在古希腊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佛教中被视为最高真理。而中庸的提出要早于二者一百多年。
中庸在认识理论上，实现了“两过渡”：由问神向问人过度，由直观经验向逻辑抽象过渡。中庸在社会领域，适应了“三转变”：家族制向家庭制、分封制向集权制、传亲向传贤的转变；推动了“一结合”：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的结合；促进了“两分离”：思想家与政治家、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从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统一。突显了宰相在调解皇帝与万民关系中的中庸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确发挥是封建王朝稳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千古名相魏征则是宰相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与唐太宗共同造就了唐初盛世——贞观之治。
中庸，培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就是中庸之所以成为我国传统法律依据的最高标准，以及盛行两千多年的根本原因。
“中庸”即中和，不是平庸碌碌无为，而追求的是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得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处事中较为完美的平衡点。
中庸是修身之法又是治国之道，历来为先进政治家所重视。梁启超、孙中山视为国宝。*改造中国也从改造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领导延安整风。《毛选》开篇第一句就是分清敌我友。友，即是我与敌之中，团结友就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
中庸的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且时代的合理性多于历史的局限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不乏成功的与共产主义信仰对接，而今又以顽强的时空穿透力作用于当今时代而成为普世伦理金律。一国两制、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和平与发展、竞争与合作、互利共赢，等等。其中都寓于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
( 该文章转自论坛：《中庸的历史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