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你可以想像一下。去年我国的财政收入5.1万亿元，8000亿元相当于它的16%。前不久开工的京沪高铁预计总投资1600亿元，8000亿元可建5条京沪高铁。如果用8000亿元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基本可消灭农村的贫困人口。即使把8000亿元平均分配给全国13亿人，每人也可分得615元。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8000亿元是用来冲销成本的话，你得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615元。
据报道，4月30日发布的银监会《2007年报》披露了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真实状况。截止2007年末，农行不良贷款余额8065.1亿元，不良率为23.7%，需要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高达6539.95亿元。分析人士认为，农行股改的财务成本可能将达8000亿元之巨。而这还没有考虑到农行的非信贷资产状况。在建行和工行股改过程中，国家曾拿出数百亿元消化这两家银行的非信贷资产损失，农行的非信贷资产只会比它们更多。(5月10日《经济观察报》)
目前农行是四大国有银行中惟一还未上市的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马经去年在两会召开期间透露的信息，央行为中、工、建、交等商业银行改革所支付的成本约为21000亿元。如今再加上农行的8000多亿元，国家共为5家国有银行支付改革成本近3万亿元。中国金融企业之“昂贵”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些最终是要老百姓来买单的。
但这个“单”不买又不行。股改上市或许还有一线机会让它们重显活力，不改革，以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之高，资本充实率之低，以及营利能力差、公司治理结构落后的现实，最后的损失以及由此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肯定比现在大得多。
长期以来，几大国有银行由于外部监督不力，内部约束疲软等问题，虽经过两次注资和一次剥离不良资产，降低了呆坏账比率，扩充了资本金，但并未真正改善其内部治理结构。改善股本结构并上市，成了国有银行的惟一选择。而在几大国有银行中，农行的问题又尤为严峻。农行是它们中职工人数最多、机构网点最多、历史包袱最重、经营状况最复杂的一家银行。
现在看来，农行的股改极可能重走前几家国有银行走过的路，即“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虽然这两年社会上有关于银行“贱卖”的争论很多，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一道路可算一种“次优选择”。截止去年底，4家国有银行上市后，通过溢价、分红、缴税创造的效益达3.1万亿元，由此计算，国家2.1万亿元的投入所取得的收益为1万亿元。
问题是这种收益是否可持续。从今年引发股市震荡的浦发巨额再融资来看，其融资目的是为了补充资本充足率，这就从某个侧面说明银行目前的呆坏账还较严重。上述银监会《2007年报》有关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表显示，2007年末，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是11149.5亿元，不良率为8.0%。其中，已上市的工、中、建和交行的不良贷款率平均约为6.17%，已是这些年来商业银行的最优。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同时有一个不能忽视、也令人不安的数据是：在不良贷款中，质量最差的损失类贷款，2007年却暴增了近1200亿元，占到整个贷款总量的2.86%；而且2007年不良贷款余额比前年也不降反升135亿元。
不良贷款率的多少直接反映了银行治理的高下。在政府注资特别是上市后，国有商业银行还有超过6%以上的不良贷款率，并且不良贷款还在继续加重，这说明离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化体制还有很大差距。上市虽然使得所有人缺位问题和风险管理能力有所好转，但并未解决国有银行产生不良贷款的病根。事实上，作为微观企业的一部分，银行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改变银行运行的微观体制基础。因此，尽管注资和上市对银行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更关键的是政府对银行的认识、监管理念，以及改革方向的把握，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并决定着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如果国家动用了数以万亿计的公共资源，还没有换来银行业和整个金融业的彻底体制改革，还不能从根上把金融业的病治好，实在不好向人民交代。而对农行来说，其改革的难度相对更大，因为它既要达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标准，又要满足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这8000亿元改革成本是否花得值，就看农行股改操刀者能否真正推进银行体制的深层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