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不德
据南方周末报道，最高法院下发文件，明确要对审判委员会（简称“审委会”）进行改革。审委会是中国司法体制中特有的组织，负责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有权决定其所在法院受理的一切案件的结果。但这个建国初为保证案件审理质量而设的审判组织，因其往往只听案件承办人汇报、不对案件进行听审就直接裁判，被学者喻为“行政会议”。作为一个具有历史痕迹与政治特色的司法制度，审委会已深深嵌入到中国政治体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委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关系到司法体制的改革，也关系到了因司法体制改革而引发的一定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行法院的审委会一般由法院院长、副院长等组成，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几乎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带有浓郁行政色彩的审判制度导致司法独立在司法体系内部都已不可行。虽然我国宪法早有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受制于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安排，法院在人事上、财政上乃至在审判上都没有现代司法意义上的独立权，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府官员甚至某些地方的公安局长都可能会成为法院院长的上司，比如由于一些地方的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由公安局长担任，就会出现法院院长要向公安局长汇报工作的局面。这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政治、行政与司法管理错位、倒挂的管理体系安排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过去以人治为特色的社会或许还能适应现实，但在现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已经得到了政权内外的公认，老的司法管理体系如果再不进行较为深刻的改革，所面临的可能是彻底的信任危机。我相信，在人治信仰和法治信仰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只有当法治的内容从根本上压倒人治内容的时候，法治信仰才有建筑的可能。如果人治依然压倒法治，老百姓怎么可能还愿意到法院去打官司，怎么可能不把希望寄托在个别性的青天大老爷头上？到国家和各地信访局门口和各级法院门口去数一数*和告状的人数，稍微对比一下，就会明白是人治还是法治在占上风。
但是，司法改革欲往何处去？司法改革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现阶段的司法改革回避了什么、主张了什么？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是把改革的口号喊到九天云霄，把改革的红旗摇得风云变色，“假改革”的嫌疑也难以摆脱。倘若改革的权力掌握者把司法仅仅当作行政管理的一个调剂品，或者只在个别的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明改暗不改，虚改实不改，玩玩所谓的“改革秀”，糊一些纸上的正义，也许能忽悠到百姓一时的信任，但绝对不可能忽悠到太长时间。因为任何一个老百姓都会通过具体的发生的司法案例来判断公正与否，而一起不公的判决都会导致彻底的不信任。老百姓需要的不是规避主要矛盾的改革，他们只是需要一纸公正的判决和公正的执行。可是，如果老百姓跟政府官员打官司的时候，当裁判的司法人员还要向身为运动员一方的政府官员汇报工作，你能想象哪个老百姓还会去对司法寄寓希望，哪个心中不是无限流淌着失望？
我们不能总是拿国情来当挡箭牌，当下的国情已经到了需要司法改革的地步了；我们也不能总是拿“中国特色”来当遮羞布，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已经得到了重大发展——十七大提出来社会主义要与时俱进，要在不断改革中完善自我，永不停滞、永不僵化。这就为司法的大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司法领域里尚存在的一些陈旧制度、一些陈旧模式、一些违背基本司法常识的陈旧观念是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司法界是到了革故鼎新、为全社会建设司法信仰的时刻了。当然，这绝非司法界能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关键内容，但司法界作为相对概念上的司法实践和专业知识的精英阶层，有条件也有能力提出最适合社会进步、最反映司法常识的改革方案，而不是鼓捣一些“老太太的裹脚布”式的所谓改革。
最高法院力推审委会改革，欲结束“垂帘断案”，这是推进司法独立中法官独立的关键一步。 法官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职业，独立是法官最重要的内涵，法官只应根据法律条文而不是官员指令来断案。如果给法官披上行政化的外衣，使法官服从于人治而不是法律的话，司法*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恶化，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就会越来越矮化，及至于蔓延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情绪。而法官要独立，法官群体的整体素质需要更上台阶，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就必须得到根本改变。现在的问题是，司法公正牵掣过多，不仅仅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一些外部权势力量、一些不正常的政治与司法管理体制都可能导致司法受到太多人治化的干扰。但是，部门利益应服从社会公共利益，局部改革要符合整体改革的大局，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决定了任何政党、任何团体、任何人都应在法治的范畴内发挥作用，一些超越法治的权力和利益看起来很诱惑，但必须抛弃。不然，我们的现代民主就容易沦落为奢谈。但现在首先要在司法改革的价值层面厘清理念，技术层面才能进一步操练。这才是司法领域的真的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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