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宏的博客

从现在起到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预计中外人民为四川震灾受害者所捐出的逾百亿善款，将成为公众关注的最大焦点之一。关注大，责任大，压力也大。捐款的最主要使用者，包括官方民政部门和半官方中国红十字会，不可避免要面对人们审视甚至是苛责的目光。善款使用方式如果解决得不好，在赈灾中凝聚起来的民心就可能再次分歧、涣散甚至产生更多的不信任感乃至敌意。 问题的症结，就是社会公信的缺乏。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有关部门和机构的行为方式与以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尤其在信息透明度、辩论公开度和行动的效率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尽管如此，社会上并非众口一词地欢呼，相*着一股不信任的潜流。不论你做什么，说什么，有一部分人就是本能地狐疑。这种狐疑因何而发？又应如何化解？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建立一个社会公信的体系。我们这个社会目前已经积聚了太多让人丧失信任感的负面因素，从南京彭宇案中暴露出来的人性阴暗，到各地各级别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挥霍浪费让人见怪不怪，洁身自好反而会被嫉恨攻扞。这种长期累积下来的不信任情绪，本身就包含了对行政权力的怀疑，因此是很难通过行政系统的权力行为改变的。也就是说，无论有关部门怎么高调地宣布将“加强审计监督，严查一切贪污浪费救灾款项”，无论红十字会怎么高姿态地宣布此次将取消管理费、全款用于抗震救灾，也很难像佛经中所说的那样，立刻就扭转了人们的心态。 针对这种情况，有人主张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放开慈善组织尤其是公募类慈善机构的成立和运作，通过市场化的竞争，优胜劣汰，那些有公信力的慈善组织就会脱颖而出。持这种说法的人，在我看来，并不懂市场。地球人都知道，我一贯是市场化的坚决支持者，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小心不要滥用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被公认为能提高效率，实现经济效用的最优化改进，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哪位市场理论的大师说过市场能够筛选道德水平，或能够提升社会公信。事实上，市场需要良好的社会公信来维持，而不是相反。遗憾的是，过去十多年，在我国，市场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一个社会公信建设的进程，反而在很多方面腐蚀了社会公信。到如今，中国大众不但对权力心存疑惧，对富裕的企业家阶层——市场经济的卓越代表们——也同样满怀挑剔。在这次赈灾中，一个捐了200万的企业，其管理者反而被网民们骂得狗血喷头，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 慈善机构，尤其是面向广大公众募捐的慈善机构，性质上可比拟于面向公众募集资金的上市公司。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公募行为向来孕育高度道德风险。即使以纯粹营利为目标的上市公司，也需要严格监管，才能避免孳生舞弊行为。更何况毫无财务压力的慈善机构呢？如果纯粹以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运作，天知道公募的资金会被用到哪里去？其实，中国目前非公募类慈善机构的设立，已经基本放开。而对公募类慈善机构，我认为，目前政府所采取的审慎审批的态度，是非常合理的。不能随便把这个道德问题交给市场。 既然社会公信力既无法通过政府权力强制建立，也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实现，那么，它该从何而来呢？说来其实简单：自古以来，人心自有一杆秤。任何社会，天然地都具备产生社会公信力的道德评价机制。一个良好的社会，必然有一类所谓“贤人”，他们因为长期过着有修养、有道德的高尚个人生活，通过几十年的口碑积累，而赢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赞誉。这些人就是社会的良心，就是社会公信力的源泉。如德兰修女，就是西方社会这样一位公认的贤者。一个有良好公信机制的社会，无非就是一个能够让公认的“贤者”有地方说话、能够发挥道德监督力量的社会。相反，如果贤者纷纷缄口，有道高僧退隐山林，被公众交口詈骂的无耻之尤却呼风唤雨，假修道之名的逐利之徒却高坛讲法，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公信机制已经瓦解了。 人们常说“多难兴邦”，而邦之兴，必也从有信始。这次赈灾极大地激起了人民的道德诉求，也正是一个重建社会公信的良好时机。我建议，有关方面应当好好珍惜这个机会，抓住人们关切的百亿赈灾款事项，发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让全国人民来提名和投票选拔出若干名具备社会公信力的人士，组成一个让全国人民都能普遍信服和接受的公信委员会，负责监督赈灾款的使用。这也许看上去是繁文缛节的一小步，但我以为，它如果实施，将和商鞅立柱一样，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