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交通信号灯失效，交通枢纽点不见交警，道路严重堵塞数小时，副市长张思平以３公里路被堵３小时的亲身经历痛斥交通拥堵，并在会上向龙岗市民真诚致歉，要求全区大力整治交通问题。（６月１９日《南方日报》）
堵车堵到了副市长头上，而且３公里被堵３小时，这还了得。副市长推己及人之后，理解了民意对交通拥堵之怨，于是质问、反思、道歉、布置接踵而至。然而，以这样的路径来解决民生问题又不能不让人有隐忧：如果副市长没被堵上３小时，还会有如此迅速的雷霆行动吗？
从新闻中看，当地交通的拥堵并非始于副市长被堵之日。就在４个月前，深圳还曾传出一条在当地颇为轰动的新闻——某市民连等１１辆公交车都因车内过于拥挤而被拒载，愤而上网发贴称愿出一万元请主管副市长坐公交。我们其实都能理解这位市民的勇敢和无奈，在民众眼里，出门有公车的副市长是无缘坐公交的，因而副市长们对公交拥堵大多无亲身体验，也就谈不上"质问、反思、道歉、布置"及至"专项行动"了。
公交拥挤、交通堵塞，困扰市民多年，媒体也多有报道，包括前引新闻还一度成为舆论焦点，而在行政决策上，却依然是民意的归民意，市长的归市长。主管领导不"亲历"就不知民生之苦，凸显出领导亲历的价值。在互联网时代，民意不是没有表达，而是民意没有被官员尊重，民意也无法推动决策。"出资一万请市长"的无奈，实则是民意堵塞的无奈。对于一个城市的管理来说，民意堵塞之危害当远甚于交通堵塞。如今针对交通堵塞的"百日行动"有了，针对民意堵塞的"专项行动"尚不知何时启动，莫非又要等到领导"亲历"？
不怕被人笑话为书呆子，我必须说点已与中国实情相差甚远的常识：市长只是一个职位，上班是市长，下了班就是市民。我们看过太多的国外政要都是下班自行驾车回家，也有不少一样要挤公交、搭地铁。而我们的官员早已习惯了车接车送——如果在上班时间，这是公务所需。下班之后，市长成市民，公车就应入库。有人会反驳说，我们的官员不一样，下班时间也得为公务应酬。领导们多忙呀，晚上得赶往几个酒店跑场，不是外来投资客商，就是兄弟城市参访，哪一个都推不得，哪一个都躲不开。那就只能在上班期间推掉民意，躲开民意了？
民众对交通拥堵的怨言由来已久，且并不缺少表达，却始终无法令领导重视。若领导同志已非市民之身，如何能体验市民之苦？
领导认为重要，这个问题就重要。领导认为不解决不行，这个问题就必须优先解决。在官意畅通无阻之后，我又在想：如果副市长亲历的交通拥堵只是偶尔碰上了，而当地的交通实则畅通，民众的满意度也高，结果会不会照样有"专项整治"？
两相比较，我还是更愿意张副市长所反思的不仅仅是交通，更包括民意的畅通。不光深圳，对当下中国而言，解决民意堵塞较之解决交通堵塞更让人期待。 （原载于《珠江晚报》）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