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无言看十堰.博客寻宝

今之所谓大师，古之所谓文贼也！

人们争论大师的归属，更多的是看重其人在某领域蜚然的学术成就。而在我看来，衡量某人大师与否，有一个绝不可忽略的刚性指标。其人除了丰厚的学养和超凡的学术成就外，必须同时具有卓尔不群的风骨和傲然独立的品行，才配得上大师之誉。

被后世称为三百年才得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蒋介石败走*之际，选择留在了大陆岭南。世道变迁，大师对安身立命的文化环境选择了改变，但大师的身段却本色未变。

1953年，有鉴于陈寅恪的学术威望，中科院决定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为了极力促成此事，中科院专门派陈寅恪的学生汪某携陈伯达与郭沫若的亲笔信，赴广州岭南说服陈寅恪到京赴任。陈寅恪对汪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陈寅恪向北京方面郑重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自然知道，北京方面不可能给他一块没有政治的净土，让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学术。他执着地表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信念，目的就是一方面暗示对政治挂帅的不满，一方面婉拒出任所长的盛情之邀。陈寅恪对权贵的不屑非止一次。据说，后来贵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康生，曾经慕名拜访陈寅恪，已经到了陈家的楼下，陈就是拒而不见。孤傲不屈的陈寅恪，一再向当权者显示大师的份量。

历史反复证明，当权者总是充当检验大师风骨和身段的试金石。高力士给李白大师脱靴的事离我们有点儿远，暂且不提了。蒋介石屈尊降贵找傅斯年为他的*行政院长说情的事儿，宛如在昨日，我们看看傅斯年的表现够不够大师的身段。

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是“党国”的二号人物，身为中央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与行政院长的官阶相比，恐怕相去有些距离。但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两任院长，因*乱政，皆被傅斯年搬倒。面对贪脏枉法、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的孔祥熙，傅斯年发出了“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的怒吼；面对对权力和财富极为贪婪的宋子文，傅斯年痛斥宋子文是百年不遇的怪物，必须走开，以谢国人；时人赞傅斯年刚猛豪义之举，“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与怒吼！”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为近代士林树立了一个不畏强权、铁骨铮铮的榜样。傅斯年反孔打宋，“老大”蒋介石会是什么态度呢？就在孔祥熙被傅斯年穷追猛打堪堪不支的时候，蒋介石摆酒席请傅斯年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委婉地问傅：“孟真先生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顺势露出了真意，“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这显见是替“孔老二”说情。傅斯年大师真不含糊，立马如实相告：“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了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毕竟言语有些不恭，弄得蒋介石当场有些尴尬。但蒋还是大度地笑了笑，没有计较傅斯年的直率，酒宴照常进行。其后不久，孔祥熙狼狈下台。

胡适称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应该并不为过。而罗家伦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形容傅斯年，则更可看出傅大师的高格和尊品。

傲然的风骨和卓然的身段，是大师必备的素养。舍此，则不配称之为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