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马国川
发现择优分配原理
经济观察报：在你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你的经历比较独特，你是从自然科学转到经济学研究中来的，是“半路出家”。
茅于轼：我在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机械，大学毕业之后，便到了东北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当过火车司机，还当过工程师，后来又调入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长期从事机车车辆研究。“文化大革命”我被下放到山西大同7年，1975年，中央打算修建一条青藏铁路，组织了一批专家对这条铁路的设计作技术经济评价，因为课题研究需要，我调回铁道科学研究院。论证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评价一条铁路的经济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价格混乱，所以根本无法评价铁路的经济性。正是这次经历使我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
经济观察报：这一年你已经46岁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仍在忙着从《资本论》中寻章摘句，为政策的变换做出种种政治上的诠释。工程师的思维方式，似乎有助于你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
茅于轼：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早就摆脱了抽象概念的堆砌，建立在数理基础上。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离意识形态太近，而我就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一直对理工问题中的最优化方法有强烈的兴趣，早在做火车司机时，我就开始研究在正点运行的前提下，一个火车司机如何驾驶机车才能使燃料消耗最少？这就是所谓最优操纵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对动态最优化进行了长期研究。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最优化问题，它是研究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供应条件下使财富产出最大化。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问题。我在深入思考中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推导，最后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这是1979年，我刚好50岁。后来我进一步丰富完善，整理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择优分配原理”。这是我这一辈子在自然科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经济观察报：“择优分配原理”被称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你从一条捷径直接走入了经济学的核心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脊梁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择优分配原理就是想直接探讨什么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原则。微观经济理论认为，最优分配要使配置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能有一个统一的边际收益。从理论上讲，实现最优配置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一个计划者事先计算出统一边际收益的数值，再按这个计算结果制订计划，调配社会资源。问题在于，复杂经济系统中边际收益的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者能求出全社会各种资源的统一边际收益。理想状态中的计划经济神话不过是一种 “计算机乌托邦”。事实上，计划者总是误把平均收益当成是边际收益，创造出许多拍脑瓜式的、一刀切式的比例关系，用以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结果堵塞了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调整的渠道，造成了我们熟知的浪费和低效率。看来，只有另一种办法，即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行得通。因为，按照择优分配原理，无论我们是从哪一种初始分配出发，追求自利的市场参与者总会充分利用价格信号，不断做微量调整，将边际效益低的投入改用于边际效益更高的领域。由于普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公理，最后一切投入的边际收益都会趋于一致，从而达到了最佳分配。
经济观察报：这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不科学、不可行，认定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
茅于轼：这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是有着严密的科学逻辑的。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在国门紧闭的岁月里也不可能知道。所以在几年时间里，我一个人潜心构造我的经济学世界，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直到1981年，我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我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这次培训极大地启发和促进了我的思路。后来，我进一步地阅读西方经济文献，和自己的想法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1985年，我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深受欢迎，前后印了近10万册，一些经济学家回忆说，就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才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茅于轼：这本书所阐述的当然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理论成果。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我是从问题出发，是围绕着一系列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的：为什么一些平均值指标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会导致资源误置？为什么成本定价法会产生弊端？随着生产部门的增加与减少、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的维数变化，价格应当变化？为什么利率不应定死？什么是真正的“投机倒把”？什么是政策应放宽的？什么是政府应管理控制的等等。这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吸引了当时关心现实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注意。
“价格万岁”
经济观察报：1984年，你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经济问题。
茅于轼：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于是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
经济观察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一个焦点是价格改革。
茅于轼：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我将“价格”称为经济生活中的地心引力：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产生？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施行全面公有制，抹煞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
经济观察报：你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了公有制经济试验必然失败的原因。
茅于轼：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我不止一次地宣扬“价格万岁”，那是说，除非人类无穷欲望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否则“价格”将永远存在，并充当社会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指示器。自然资源的利用，唯有遵循价格信号反映出轻重缓急；科学技术的发明，也要依照价格信号决定发展方向；甚至整个社会的制度演进，也必须受制于价格所判别的效率原则。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
经济观察报：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但是正确的价格如何产生？
茅于轼：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圣明”的中央制订，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市场自己决定。这问题的答案又指向了经济学上另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取舍。近代社会以来，这个问题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死，影响到世界组织版图的划分，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其实，“圣明”的中央制订的价格并不“圣明”，反而造成价格的极大混乱。因为即使中央都是精英人士，也不可能掌握无数商品的真实价格，所以只能根据主观意志任意规定。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决策者可以沿袭以往的市场价格，较为合理地施行项目建设，这就有了中国50年代的工业化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必然发生变化，价格系统由此出现错乱，生产行为和交易活动也跟着错乱，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多余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最后，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最后造成社会体制的崩溃。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能真正标志资源稀缺性的正确的价格系统。
茅于轼：世界上不存在能够做经济计划的聪明人。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社会里，决策者希望消除社会内部的利益对立，这就消灭了价格产生的土壤。由于价格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失去它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从价格理论出发，也可以证明，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就不能没有价格系统。为了有效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必须维持市场制度，并尊重价格所代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这就是“价格万岁”的深层含义。
经济观察报：在80年代，认识到计划经济不可行的人并不多。
茅于轼：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一些经济学家在呼吁推进价格改革，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市场经济上。我的想法是，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是我带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后来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渐地开放才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
经济观察报：价格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计划经济体制。而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次冲突。
茅于轼：在冲突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学慢慢地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承认分散决策和自利行为，在市场规则被遵照的条件下，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目标的确立并不等于目标能够实现。如何从计划经济的现状转变为市场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动态问题，而且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价格改革的方向也放弃了成本定价，接受了市场交换价格的概念。当时更多的问题是实施。我们的办法是价格双轨制。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还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还不够高。另外，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雷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市场经济的启蒙者
经济观察报：在呼吁价格改革的同时，你也一直在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析经济学。
茅于轼：这与出国有关系。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了一次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因为时间太短，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西方国家，但是仍然对国外超市里丰裕的商品感到震惊。1985年的夏天我参加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第二年年初，我就去哈佛大学访问了一年。这一年可说是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不但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而且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经济观察报：在美国一年，你主要思考什么问题？
茅于轼：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如何使中国富起来？根据理论思考和现实的观察，我的答案是：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杜绝生产浪费，不仅每个人的劳动报酬较高，整个国家也会富裕起来。一个国家穷，是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反而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种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而当存在着消除浪费、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的机会时，或由于权责利关系不顺，或因为管理上过严过死，或者是观念上无法接受等原因，使得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潜力眼睁睁地不能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减少社会生产中的浪费，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终促成国家和人民的富裕。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富国和穷国的差异就在于经济制度的不同？
茅于轼：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社会产出。合理资源配置，让一切可以生产财富的要素都发挥作用，社会才能致富。择优分配原理说明，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流动，形成一般均衡，达到社会产出最大化，这就是富国致富的本质原因。而一般均衡如何实现呢？要靠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这就是市场制度。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回国以后我写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就是讲述这个道理。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为刚刚接触市场经济的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美国经验，受到读者极大欢迎，好像连续出版了3版。
茅于轼：对。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例如，我们这里就有很多人把中国的贫穷归咎于外国的侵略，这是很荒唐的。美国的富有是整体效率高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政策、一项运动或一个措施就能达到的。它贯穿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写这本书就是希望把我的这个体会传达给中国读者，用经济学的原理为普通读者说明市场经济的运作，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不少人说这本书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方法，改变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甚至改变了人生观。这是很出乎我的意料的，当然我感到极受鼓舞。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没有堆砌学术概念，对国人而言，它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文化方面的启蒙。
茅于轼：我一直认为，只有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才算真正掌握了它。对司空见惯的现象深入再思考，用最平凡的常识来检验熟知的理论，这是我经常运用的研究方法。我想问题是从最基本的常识出发，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然后把问题想透，再动笔写。我的信念是：经济理论必须逐条地都可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也必定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择优分配原理》是专业的经济学著作的话，那么自写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以后，你就逐渐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茅于轼：我并不觉得遗憾。我要为社会提供最为需要的东西，普及经济学知识，让中国人更快地致富。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又出版了《谁妨碍我们致富》一书。
茅于轼：我到过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富裕的美国和一些贫困、落后的非洲国家，又在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从个人经历和见闻中，我始终在思考致富之道何在？中国为什么穷？我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列举了妨碍我们致富的司空见惯的事情，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种种人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人们的劳动没用于生产，而是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也妨碍了个人致富。
经济观察报：这也正是你经常说的“别人的穷困并非与我无关”。
茅于轼：在个人之外，致富之道在于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最核心的是通过自由交换的市场价格机制来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或者说，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
经济观察报：你是一个忠实的市场信徒，对市场机制的推崇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
茅于轼：我对市场制度的信奉来自于我经济思想中严密的数理逻辑基础，也来自我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观察和感悟。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的富国无一例外地都是市场制度的国家，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市场制度在创造财富中的神奇作用，证明了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所以，我在研究经济学的同时，一直不遗余力地引介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让人权重返人间
经济观察报：在关注经济学的同时，你为什么开始关心起人们的道德来了？
茅于轼：1987年我从美国回国，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变化。旧有的传统伦理经过“*”的冲击早已七零八落，而极左的所谓集体主义道德又面临着灾难性的信仰危机，一时间自私和欺诈的行为四处蔓延，公众对社会公德的冷漠态度和暴力等恶性事件的滋生正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开始思考，如何调整集体主义道德观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原来准备结集成书，但是因为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使得出版计划搁置，直到1996年《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才正式出版。
经济观察报：这些丑恶的东西是如何造成的呢？
茅于轼：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因为人们追求自利，而是因为一部分人因自利而妨碍了别人追求自利，是侵犯了他人的平等权利所造成的。强盗小偷自不用说，假冒伪劣、失信违约、贪污腐化、欺行霸市、特权垄断，都是侵犯他人权利造成的。要求人们无私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应该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私”，把别人的“私”看成和自己的“私”同样重要，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树立这样的观念困难何在？首先，因为传统上对“私”字的否认，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承认和保障，不能名正言顺地宣扬对私利的保护。它只能在当时流行的口号下伪装起来，造成一种虚伪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其次，由于社会上有特权存在，一些人置身于法律之外，能侵犯别人的利益而不受制裁。由此可见，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应该肯定私利，同时反对特权。这正是长期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所欠缺的。
经济观察报：你研究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的关系，关心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平等、制度演变等问题，这些都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茅于轼：1989年以后，通过研究市场制度的前提条件和内在逻辑，也由于受到盛洪等青年学者的影响，我转向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妨碍市场制度建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缺乏人与人的平等地位。后来，我对平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97年我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就是长期思考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人与人的等价关系”？
茅于轼：我用数学中集合论的等价概念对人际关系进行了诠释。简单地说，就是个人只是社会中的一员，任何一个人不具有比他人更优越的地位。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隐含前提。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交换经济而不是互不相干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于是就出现了如何协调双方利益的问题。因为别人也是理性经济人，也要通过交换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必须推广为 “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到极大限度，该限度就是别人同样的自身利益”——这就是人的等价性。
经济观察报：这和人人平等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茅于轼：一脉相承。我从人的等价性出发得到了科学化的人权理论：人权就是人人都可以享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从这个定义出发，生存权、人身权、隐私权、知情权、言论权以及所有权都属于人权。说它是一个科学化的人权理论，是因为它不受地域、文化、信仰、传统的影响，而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人权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为此，人们在拥有这些权利的时候不能形成冲突。如果某种权利人人拥有将造成冲突，这就不是人权，而是特权，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人权之所以不能牢固地树立，正是因为有特权，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经济观察报：你把特权作为人权的对立面。
茅于轼：所谓特权就是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因为这样会引起互相冲突。比如打人的权利、侵占别人财产的权利等等。显然，只有被欺侮的人无权保护自己时，特权者才能够畅通无阻。所以特权是和缺乏人权互相配合的。一部分人有特权,大多数人没有人权。这种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流行了几千年。直到十八世纪人权观念出现才有所收敛，但至今也还是阻碍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经济观察报：人与人的平等，这是许多乌托邦运动的追求。
茅于轼：但是只有当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经济出现，人与人的平等才成为可能。因为交换要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没有平等，就不会有广泛真实的交换关系。在不平等的社会里，特权者可以无偿或变相地占有普通人的劳动成果，这也正是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反，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财产得到保障的社会，必然发展为市场经济。在权利平等的社会，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人，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订立契约，实现有利于双方的事情，这就是市场制度。可以说，市场制度的基础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就是人权，保护产权、自由竞争等无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至今非洲多数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人权社会，人跟人斗的关系还没有结束，所以经济落后。当今世界上人权问题多的地方经济都比较落后，人权得到尊重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这绝不是偶然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特权的消除是很难的，在市场经济中富人也往往靠金钱来获得特权。
茅于轼：对于这种从金钱衍生出来的特权当然是要反对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又无法完全避免。比如富人有钱聘请最好的律师，在和穷人打官司时显然占了上风。可是我们不能限制富人如何花钱。这是市场制度的缺点，但如果我们放弃市场制度，那将造成更大的不幸，所以只好容忍这有限的不公平。
经济观察报：从 “人与人的等价关系”出发，人权、自由、民主成为必然要求。
茅于轼：市场经济就是要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是有供求关系各方的充分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所以，平等、人权、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保障人权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内在要求。人权与自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谓权利，无非是某种行为或不行为的自由，当人人都拥有同等权利的时候，人权得以实现，社会自由也扩展至最大限度。自由主义隐含的意思是一个群体中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人，没有人能够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别人的自由。可见，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是内在相通的，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与人的等价交换关系。在贯彻平等原则的制度安排中产生了民主政治。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要求每个人应该拥有同等的竞争和选择权利，反映到公共领域，就是以投票表决为中心的民主程序。因为公共事务的决策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消长，所以民主的作用就是保障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经济权益和交易地位。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民主也是市场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茅于轼：但是民主政治并不代表市场经济，尤其不代表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上不乏“民主穷国”，如印度，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但市场经济的完善体系远没有建立，原因在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民主之所以能够致富，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民主制度能够补充和完善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经济观察报：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否一定能完成向民主法治社会的过渡？
茅于轼：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猜测，我认为取决于政权和人民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如果政府对变化采取宽容态度，人民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过程在中国也许能在三四代人之间完成。操之过急只会把事弄糟，民主既要清除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也要建立一套对话解决的规则，在发生矛盾时通过谈判解决。民主的精神实质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折衷。
“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自由、人权等话题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讨论的。你走得似乎太远，有时候甚至跟这个时代有脱节，或者说有些理想主义。
茅于轼：其实，我就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想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你看，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托亚·森就讲“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我讲的一套东西跟阿马蒂亚·森不谋而合。我是自己归纳出来的。我是过来人，“*”前反右时我就当“右派”，40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还归纳不出来呀。根据亲自体验，我认识到平等自由是多重要啊。人的历史就是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不是不懂得道德、人权等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不讲为妙。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想过经济增长跟人权有什么关系，跟自由有什么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中国改革30年？
茅于轼：我觉得，改革30年有三个非常伟大的成功。第一，财富的增加。改革之前，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幸亏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改革。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你都不认为现在还在中国了，你好像到了外国去了。第二，自由的扩大。在改革以前，中国人的自由非常有限。改革以来，国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多了。第三，对内和对外的开放，中国融入到全世界的大家庭里面，中国变成充分交流的国家。这三方面的变化是30年改革最重要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改革有什么不足？
茅于轼：第一，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法治跟经济改革一样进步的话，今天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是舆论监督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是地方政府的趋利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点权就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经济观察报：回顾中国改革30年，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你认为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茅于轼：我觉得还是自由的扩大。国际上有一个机构专门研究经济自由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每年都发布，香港好几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的自由度高，经济增长就比较顺利，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自由多经济增长就好？因为商品和人才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使用和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钱不能自由地变成东西，东西不能自由地变成钱，价格就是扭曲的，资源配置就是错误的，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者，赞成控制的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冒牌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就看它有没有经济自由。所以，中国改革30年可以归结为自由的不断扩大，平等的不断扩大。自由度的不断扩大，也就是人权的改善。从计划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我们现在还没走完这条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是继续扩大人们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对人权的尊重。
经济观察报：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与质疑连续不断？
茅于轼：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富豪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猛烈抨击市场化改革，认为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
茅于轼：贫富差距是市场化道路的必然过程。当然，现在一些差距过头了。这主要是由于非市场因素造就的，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市场因素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贪污腐败、走私、小煤矿环境污染等都是非市场化因素的结果。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否定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而是要保护市场。我们从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到最后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者经历过许多压力、挨过很多批斗。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以强调社会公平为旗帜，打着公平的旗帜反对和否定改革，表面看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说话，得到一些赞同。其实，改革有它自身的规律。不能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改革本身，这些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把我们的改革继续下去。必须保卫市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之道在于增强民主和法治。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
茅于轼：那就看改革的动力能不能形成一个推动力量，分化改革的阻力，减少对改革的妨碍。我觉得，政府中间有改革的积极力量，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今后应该更大地发挥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力就可以分化了。还有，只要我们保持改革开放，国际上的大潮流对我们是很大的正面影响，这也是我们改革的动力。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能富起来。我一生受了很多挫折，但是我现在还挺乐观。我感觉现在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了，这是我八十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我们要珍视这样一个难得的复兴机会。中国从1840年就开始追求现代化，花了160年时间，只有最近这30年在真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他会对今天这个社会感到满意，基本上是满意——当然毛病也很多。用这种心态对待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就好解决多了。目前社会心态好像不太好，这是我比较担心的。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和谐社会就不要搞斗争了，也不要搞专政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尊重。试想，大多数百姓期望的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安居乐业。是什么妨碍了安居乐业？因为社会上有可以欺侮人的特权。所以当前最受欢迎的主张还是人权、民主、法治，还是自由和平等。只要中国改革能够高举民主法治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就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建设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