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旭的博客

　　当代权威宗教理论家保罗·蒂里希在《系统神学》里说，“恶魔性是连上帝也可能具有的一种因素。”那么，恶魔性是来自人性深处的根本之欲，更是毋庸置疑。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赖特将人的性格结构为三层，表层就是正常人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与责任心的，讲道德的；第二层则完全由残忍、虐待狂，贪婪、嫉妒构成；第三层是勤苦诚实，与人为善，是人最基本的生物核心。但是从第三层产生出来的里比多冲动，经过第二层次时常发生反常的扭曲。
　　我们常说的善，只有一种可能，最终归类到好人，而恶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具有无限可能性，复杂多变，永远无法穷尽。善的东西，是浮在上面的，而恶是沉下去，因而也是更值得探索。当小说以某种非理性的形态、非温和的方式展现人性的本来面目，自然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因素和社会规范所不能容忍。但是，这些东西深深扎根于人类原始生命的本能之中。小说家对恶的探索与思考，是内心能量的巨大喷发，是对于艺术的神圣冒犯。
　　小说需要冒犯的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注定产生的影响就在那一股冒犯的力量，它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突破，一个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或者是击碎某种东西，并有重建的力量。以知识与思想进行冒犯的力量是巨大的。1916年2月8日，一伙拒服役者在苏黎世将一把裁纸刀插入一本拉鲁斯法文词典，开始沸沸扬扬的“达达运动”。“达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否定与怀疑，抨击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意在剥下一切漂亮的外衣，让苟活于这个尘嚣上的世界的一切露出猥琐的原形。没有“达达”对道德标准、文明体系、美学准则，甚至宗教信仰等进行的冒犯与巅覆，就没有超现实主义的诞生。
　　我们有极少数作家，一直坚持直面人生，直面生活阴暗和人性黑暗面的，不讨好的、冒犯性的文学创作。比如*我，他认为“黑暗是有深度的”，的确，黑暗中的光亮更有穿透力。他作品中描写人性中的原欲，疯狂和变态，揭示的也就是种种的社会性问题。据说希我的小说发表被删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而出版更是困难重重。具有灿烂才情的年轻作家冯唐有同样的经历，他运用“非法”的狠毒叙事，“探讨成长、欲望、反叛”等人性主题，冲撞、狂欢、冒犯，将中国社会的迅速变迁中的传统道德进行了严重瓦解，小说曾辗转多个出版社，作品倍受褒奖，出版始终不能。
　　优秀的作家可能总是与世俗社会相对立，他傲然不羁，常常听从心灵的召唤。俄国作家萨米尔钦甚至在《新俄罗斯散文》中写道：“……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者、反抗者产生出来。”这话虽偏激，但不无道理。希我与冯唐的作品，都有一种尖锐穿透人性本质的力量。他们的出版境遇让我想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者，亨利米勒认识到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就在于理性不断迫使现代人屈从于现代文明形成的一套传统，因此他不惜使用污言秽语以及极端的手法。米勒笔下的自我往往显得卑鄙无耻下流，他并非宣扬这些，而是表现一种强烈的反思与自我重建。而冒犯自我的卢梭则十分可爱，他在《忏悔录》中自我解剖，不回避自我，尤其是丑陋的部分，绝不讳莫如深。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十分宽容。比如说作品虽不成熟，很粗糙，但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所以肯定的是作品所承担的非文学的功能，是政治的功能，道德的功能等。一部小说，在冒犯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道德、人伦、风俗，冒犯一切藩篱和秩序，冒犯了人们那颗软弱的心时，它的文学性就会被完全被忽略与抹杀。正如有位作家所言：“人们弄出法律、道德、美学这些名堂来，就是要你们去尊重一些脆弱的东西。”
　　小说的自由，最早在庄子那里飞舞。卡夫卡说过小说是探讨一种存在的可能。少数基督徒通过渎圣接近上帝，少数小说家选择冒犯抵达本质，他们是上帝与艺术的“不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