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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内国外，医患冲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很少看见“医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共有800个骨科医生，其中400个被患者提起过民事诉讼。而在中国，出现医疗纠纷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普通的医疗纠纷演变成一种不理智的社会现象，最终不仅伤害了患者、医院和政府的利益，而且还导致整个医疗卫生事业深受损害。

　　作为法律人，笔者(东方劲)既帮助医院平息医患纠纷，也替患方向医院索赔，游走于医患之间，深知医疗纠纷处理难度大，赔偿额高，部分甚至酿成上访、围院、堵路、破坏医院设施等群体性事件，社会影响极坏。

　　但是笔者不同意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的观点。虽然“医闹”的出现助长了以“恶”解决医患纠纷的先例，恶化了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也应当理性的看待“医闹”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

医疗纠纷之所以频频升级为暴力事件或“医闹”事件。首先是医疗运行和管理机制问题，以药养医、医疗资源市场化等不合理的医疗机制，使得部分医疗机构为追求经济利益，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

　　其次，医疗过程中发生医患纠纷不可避免，社会舆论先入为主，认为发生医疗纠纷必然是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司法部门也可能片面强调“和谐解决”或过多地照顾死者家属情绪，没有按照有关法规，对“医闹”者采取必要强制措施，使得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并最终导致医疗纠纷激化。

　　患方通过实施暴力行为，既能发泄强烈的不满情绪，也能以较低成本和较少时间令医方妥协，实现维权目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笔者看来，当医闹尚属个案的时候，需要反思的首先是医院;当医闹变成普遍现象的时候，需要反思的肯定是我们的制度。人们对解决纠纷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哪一种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选择哪一种。是否采取诉讼方式，取决于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较。

　　因此，防范“医闹”首先医务人员应当依法行医，切实履行高度注意义务、告知义务、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多些人文关怀，与患者及家属做好沟通、解释、说明，向患者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同时降低患者依法维权的成本，将患者的维权行动疏导到合法的渠道中，这样才能使“医闹”无隙可乘，也才是釜底抽薪之策。而且，这样也能赢得患者的信任，减少猜忌和隔阂，同时医院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管理，减少医疗损害的发生。

　　医院应当有专门机构处理医疗纠纷，建立专门的处理医疗纠纷的程序。如果产生“医疗纠纷”要正确处理，要在第一时间引导、交流、沟通，告知患者家属正常处理程序。此外，无论医疗行政机构还是司法系统，应该有更为低廉便捷、公平合理的解决医疗纠纷的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医闹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所幸，随着各地职业医闹频频被媒体曝光，人们开始对医闹的出现进行反思。河南省卫生厅下发了医疗机构医疗护理核心制度，要求各医院规范病历书写，加强病历管理，在手术治疗中严格执行各种制度。这项新出台的制度分为抢救工作制度、给药制度、查对制度、护理差错和事故报告制度等26项内容。

　　近期，还将出台一些措施，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管理，以便减少医患纠纷，使职业医闹无空可钻。而且，一些医院也在加强医患沟通方面作出了积极尝试。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出台了“医患沟通制度”，明确规定医护人员和病人或病人家属沟通时，必须在病人病历中记录清楚，沟通后双方都要签署意见。

　　每一份病历中必须有4次以上的有实质内容的沟通记录。医护人员如果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医患沟通，或沟通不当引发医疗纠纷，就要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

以养猪为生的农民杨俊斌，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惊动了福建省南平市。借着他的死，潜伏在医患双方胸中的怒火喷发出来，演变为一度失控的暴力冲突、堵街静坐。南平“医闹”事件遂举国知晓。(6月29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