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诗词是失意者的不平之音,更是时代的心声。历史上有成就的文人,多为时代之良心,他们皆有经时济世之志,但黑暗的现实让他们作出了或耿直敢言,或不满时局,或为民请命,或拒绝同流合污的行为,因而得罪当权者,被当权者贬出京都,有的被贬谪到边远之地为官,有的被发配到边疆服刑。被贬者身处边关,家在万里,每望北方,不禁悲从中来,这时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惟有诗词。吟诗作词中什么字词最能表达这种漂泊之感?惟有“天涯”二字。因而,“天涯”二字就频频出现在他们带血泪的诗词里。他们在诗词里感身世飘零,叹时命不济,愤尘世之不平,哀民生之多艰,用文字道出了人生最真切、最感人、最悲恸的心声,这种心声成就了他们另一种闪光的人生——他们在漂泊天涯中成为后世永远的话题和后辈永恒的文化偶像。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文人,生前穷困潦倒,四海为家,死后成为万世景仰的殿堂人物。相反,那些显赫一时的达官显贵,在享尽生前的荣华富贵后,大都被历史长河的巨浪淘得无影无踪,留不下一点属于他们的痕迹。有的虽然在历史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但是他们的名字却遗臭万年。像李林甫、秦桧、严崇、和珅之辈,他们生前权倾朝野,红极一时,但他们死后被钉在历史的柱子上,任人鞭挞,任人唾骂。“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这是历史最终的审判。
毋容置疑,在仕途上,钻营和投机是达官显贵的天梯,他们生前凭籍着他们特有的天梯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而漂泊文人没有这样的天梯,自然不会在仕途扶摇直上,所以漂泊天涯注定是漂泊文人的另一种归途。
在众多天涯漂泊者中,苏轼无疑是最颠沛流离的一个。他出生于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成长在一个表面升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一时代号称百年无事,但实际是内忧外患。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决心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步入仕途后,他耿直敢言,既不赞同王安石改革派“求之过急”的变法,又不完全苟同司马光保守派的政见,夹在中间,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从此过上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他一生外调和流放到的州郡不下十来个,最远被流放到海南岛,真可谓命运多舛。面对这种命运,苏轼没有屈服,即使是“空包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罪官生活,哪怕“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流放生涯,也磨灭不了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精神;就算“墙上柳棉吹又少”的伤感,也动摇不了他那“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豁达的人生观。在他眼里,江山胜迹,淳朴的民风,闲散的乡村生活,乃至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无不是有情之物,这些有情之物与他那颗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相结合,随即升华成许多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的著名诗文。这些诗文没有给苏轼带来能飞黄腾达的官运,却竟就了宋代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苏东坡——这是天涯漂泊者苏轼真正的归途。
陆游也是一位无根的漂泊者,他才华横溢,十八岁随从曾几游学就以作诗闻名远近。二十八岁那年获省试第一,次年在礼部复试中得罪秦桧而被除名。秦桧死后陆游被起用,不久又因张浚北伐败归而被贯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掉了官职。此后,他在官场上如履薄冰,时被罢官,时又复仕,像无根的浮萍漂泊于天涯。他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豪气,怎奈南宋统治者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使他“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个人得失悲哀,一心惦记着“胡未灭”,即便“身老沧州”,仍然“心在天山”。直至垂老,他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一感天动地的遗嘱。至此,陆游走完自己悲剧的一生。陆游生前郁郁不得志,但他以他的时代良心奏响了南宋爱国文学的第一个高音,他的名字成为南宋爱国文学的代名词——这是陆放翁最终的归途。
……
苏轼和陆游等文人的归途也是古代众多有时代良心的漂泊文人的归途,诚然,这种归途并不是他们本人所希望的。无可否认,他们骨子里都认为作诗为文是雕虫小技,经时济世才是大丈夫真正的归途,他们真正所追求的正是这一锦绣归途,但时世和命运让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归途——在漂泊天涯中成为后世永远的话题和后辈永恒的文化偶像。
这是个人的造化、后世的补偿抑或是历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