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轮值理事长，与其他成员一道接待了布莱尔。

本来原计划是由担任执行主席的刘东华先生致欢迎辞的，但不巧他去了日本。于是，在会见前10分钟，致辞的担子临时落到了我的肩上。

作为主人的我，对作为主宾的他，即席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首先欢迎布莱尔先生的到来！接待外国首相级人士，一对一，我这是第一次。原因我也知道，因为您不当首相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有资格在这里欢迎您；在您当英国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即使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曾在APEC峰会上听过您的演讲非常棒，所以我今天的欢迎词不好做。

第二句话：我们中国的企业特别关注气候、关注环境。以我们的澳亚国际牧场为例，那里每天处理300吨牛粪、500吨牛尿，增生清洁能源，减排二氧化碳，被联合国列为示范项目……我本人也非常关注气候，2007年初还专门去了趟南极，不仅到过我们的长城站，而且去了你们英国的新站和旧站……我想，您作为气候大使，虽然一会儿东半球，一会儿西半球，但不一定去过南极。

布莱尔表示没去过。

我继续说：南极那里，1400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终年覆盖着冰雪，最厚处4000米，平均厚度2000米，是个巨大的淡水库，却不再参与地球的淡水循环。但要是气候变暖让它融化了，那问题更严重，海平面平均上涨60米，大量的沿海城市将被淹没。

第三句话：您在位时，曾经听过布什不少的话；现在您下来了，布什也快下来了，等他下来后，我希望他能听上一次您的话，也做做气候环保的事……但在他做这件事之前，千万别忘了让他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后再下来。

这三段话既是虚的，也是实的，听得布莱尔先生又是鼓掌又是笑，又有点无可奈何，大概心说“我怎么能跟布什去提这个事呢”。在场的人也都笑了。

在餐桌上，我给他蒙牛奶酪，他说“Very good”，全吃了。

一个半小时的会面结束了，握完手，我送给他一条蒙牛领带。对他说：“再来中国时，一定别忘了到内蒙古。”他说：“一定，一定”。

我也请他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地球日”举办的绿色公司论坛签贺信，他非常爽快地签了名。

真的，全世界的人虽然语言不同，肤色不同，习惯不同，立场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维护绿色地球。布莱尔如此，布什也理应如此，在环保事业上，两“布”合一布，厚实！

除了日常的安排外，老牛还有个重要的活动，会在4月17日上午10：00做客阿里巴巴直播室，届时会与老朋友马云先生进行现场对话，回答网友的问题。

直播视频第一段

 直播视频第二段

直播视频第三段

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这不是口号，不是面具，而必须化作企业的“实践”与“瓤子”。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第一要务。

为什么？

第一，无责任则无品牌。薪水微薄，员工不满意；质量低劣，顾客不买账；信誉欠佳，银行不放贷；贡献平平，政府不支持……不承担责任的品牌大不了。

第二，大品牌伴随大监督。你是大品牌，所以，媒体盯你最勤，队友跟你最紧，社会评你最多。不要说“他比我差为什么你不说他”，因为你是大品牌。不要说“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因为你是大品牌。不要说“我栽了树凭什么你也乘凉”，因为你是大品牌。你的四周布满了眼睛。怀疑的眼睛，期待的眼睛，威慑的眼睛，完善的眼睛。

第三，大品牌关联大市场。假如市场扩大一倍，你受益的比例比别人大；假如市场萎缩一圈，你受损的程度比别人深。你与整个行业同进同退，共生共荣。因此，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要代表行业与消费者沟通；你要代表行业肩负起产业进步的使命；你要比小品牌更多地关注全局，为了避免“死掉一个小品牌，毁掉一个大行业”的株连效应，你甚至要为小品牌充当免费的导师。

第四，大责任通向大舞台。负一省之责，你是一省品牌；负一国之责，你是一国品牌；负全球之责，你是世界品牌。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五，大品牌责系大人群。你是行业领导者，最多的人信赖着你，最多的人支持着你，你的一举一动牵涉着最多人的利益——那么，你不负大责任谁负？

总之，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有时候，超额负点责任也不怕。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3月16日在央视《中国青年创业行动》栏目里讲的：

2005年有一天，东部沿海的一个城市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盒酸奶喝死了一个孩子！”

紧跟着，媒体来了，要报道！

我说：“不行。等查清了再说。一切后果我负责。”

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人命关天。一旦发生命案，要的就不是一条命，而是两条命——顾客的命没了，企业的命也没了。

最终，公安局查清楚了：是孩子姥爷下的毒。原来，这个孩子天生弱智，而女婿还想要一个孩子，就与女儿闹离婚。姥爷心疼女儿，就决定“千斤重担一人挑”，对外孙实施“安乐死”。恰恰这个傻外孙脑子虽傻，肚子却不傻，平时就喜欢喝蒙牛酸奶。这样，他姥爷就在酸奶里下了“毒鼠强”。

这个事情跟我们没关系！但是，在情况没查清的时候，我们立即回收了这个城市的所有酸奶，一共30吨，统统销毁！为什么？因为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是第一位的。是你的责任，你要承担起来；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妨也先承担起来，是是非非过后再说。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创业难，你不难别人都要难你！即使你兢兢业业，都有可能死掉；而你要是马马虎虎，那活着是偶然的，死掉是必然的！

在哈佛打嘴仗，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我说，当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你们还没建国呢！跨国公司虽然很强，但它们在中国，财富度和慈善度是不成比例的，所做善事的比例还不如我们中国企业大。你们不是有这个做善事的习惯吗？那么为什么你们拿走我们的市场，拿走销售额，拿走利润，却不留下更多的善事？结论：外国的月亮不见得就比中国圆。一位对跨国公司有着深刻了解的政界人士曾私下对我说：跨国公司的账算得特细，他们在公益上只花一点点小钱，却用它撬出更大的蛋糕。

千万不要误解，别以为我要抨击“公益背后有收益”这一现象。

我和公司管理层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宜用“行为标准”，而不宜用“动机标准”。不管跨国企业，还是中国公司，只要你做了好事就行，我们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第一，探讨动机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一件事你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孰是孰非？第二，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那叫“好人得好报”；如果做了公益的人和不做公益的人统统获得一样的回报，那事实上就等于“好人不得好报”；好人得好报，天公地道；难道非得好人不得好报，你才高兴？第三，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如果只有公益没有收益，只出不入，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只能进行单向性乃至一次性的“断头公益”；而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

所以，如果本着“动机论”，那么，“不为收益做公益”固然是一种高尚，但“为了收益做公益”同样也是一种善举；如果本着“效能论”，那么，“公益背后无收益”是一种“有限公益”（竭泽而渔），“公益背后有收益”是一种“循环公益”（渔养并重）。

行文至此，自然有朋友要问了：你是属于“公益——收益”式呢，还是属于“公益——无收益”式呢？

坦率地说，这两种我都做过。救人、济穷、赈灾、助学，这方面的投入我们仅最近三年就花出近两三个亿，把它归入“不为收益做公益”的范畴，大家大概没有意见。但我们扶植奶农的活动，的确是“公益”、“收益”双丰收——我们向农民发放种草补贴，投放养牛保险（1000万元），发放养牛贷款（年保持1亿元以上的规模），提供免费培训，进行胚胎移植与性控技术（母牛生母犊率高达93%以上）……这些既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公益成分”，也有为企业获得优质奶源的“收益成分”。

（资料：奶贱于水。据报道，250ml利乐砖无菌纯牛奶，1997年的市场价为3.6元/包；1999年的市场价为2.4元/包；2007年的市场价为2.0元/包，有的月份甚至跌到1.6元/包。而2004年至2007年，北方企业向农民的收奶价由1.7元左右/公斤上涨到3元以上/公斤，约上涨一倍。企业在产品降价、原奶涨价的双重压力下，亏损面逐年扩大，2004年的行业亏损面为1/3，2007年大概有一半乳制品企业陷入亏损境地。而原奶价格虽然攀升，但由于饲料等养牛成本不断上升，10年来奶农的收益也持续下降。这种现象，蒙牛公司在2005年乳业年会上曾将其概括为“三个阵痛”：奶农的阵痛，企业的阵痛，政府的阵痛。2008年，牛奶的市场售价开始回归，奶农的收益也开始回归。）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这种认识我们早几年就是有的。但这次巧了，因为要去哈佛大学，我们搜集资料时才偶然发现，迈克尔波特教授2006年曾提出一个理论，将社会责任模式区分为两类：一是“反应型责任模式”，企业向社会捐献，或消减自身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保）；二是“战略型责任模式”，企业和社会双赢（如企业由于开发出污染小的汽车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这也算世界虽大，东西一理，所见略同吧。

在哈佛，提问者最不明白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把股份全部捐了？”“你为什么不给后代留下一点？”这和国内的提问是一样的。

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吧：在中国，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善”？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中国人的责任自信！

第三个感想：“一穷二白”与“后来居上”。

在哈佛大学接受提问的时候，话赶话，赶出这样一个回答：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过去已经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房子里的贵重物品，他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许多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购买力就旺盛。

毛泽东说过，一穷二白也有一穷二白的好处，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里好有一比：改革开放30年，这当中许多人曾有个“铁饭碗”，这是优势，似乎不用为未来发愁；但也是劣势，反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另一些连饭碗也没有的人，只好“自己给自己造饭碗”，于是，这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万元户、百万富翁乃至杰出企业家。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与新的历史潮流有关。在互联网、信息化这个历史潮流滚滚涌来的时候，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一下子站到了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最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所以，还是我老说的那句话：你只要做成中国第一，那你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第二个感想：远离战争，也要拒绝“斗争”。

美国的崛起，与一战、二战都未在其本土上“腥风血雨”是有关联的。

哈佛大学的传奇，从源头上讲，也可以说是哈佛先生所捐财富催生出的灿烂奇葩。据介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位曾当选过美国总统，他们是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和约翰·肯尼迪；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总共产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与文化就是这样循环渐进的。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我把前半叶看作“负数”，后半叶看作“正数”。为啥？战争，人死物伤，减法；和平，国泰民安，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为啥？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怕是硬道理。

在哈佛演讲后，我有五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个感想：“财富权”往往决定“话语权”。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

看了这句话，由不得要问：中国生产力创造的黄金时代是落在哪个区间了呢？它与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国际上的发言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财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人类历史再往前推516年，在“西半球不知道东半球，东半球不知道西半球”的那个漫长时代，古中国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强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由于时代所限，祖先们没怎么在国际上发出过声音。

接下来的“屈辱近代史”大家都了解了，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所在的每一国，都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垫高了自己的“脚跟”——最早的掠夺者大英帝国自不必说，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说，就连此前追随中国几千年的日本小兄弟也“回刀屠师”，用大清帝国的巨额赔款充实了百年维新的底子。

从这个意义上追本溯源，我们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的“长城”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砖头”砌成的！（再说得委婉一点：发达国家的“长城”中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砖头”。）

那时，被人一只脚踩住左肩、另一只脚踩住右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切肤痛感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无话语权）

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财富创造最快的时期。套用马克思的句式，我们可以说：中国在最近3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它过去3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正是我们今天获得话语权的源泉所在。

把生产力搞上去，是我们赢得国际“话权语”最为根本的路径！

　　蒙牛生物质能沼气发电项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畜禽类沼气发电厂，发电机组为1.36兆瓦，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该项目作为蒙牛澳亚国际牧场的配套设施，日处理10000头奶牛所产的鲜牛粪300吨、牛尿500吨，年发电量1000万度，直接接入国家电网。除了发电，年产余热650万兆焦，利用率达80%；年产固体有机肥1.3万吨，用于无公害蔬菜、水果的种植，发展生态农业；年产沼气液17万吨，用于牧草施肥；年减排温室气体约25000吨CO2当量……工程自动化程度高，居世界领先水平。万头奶牛国际牧场，蒙牛目前已建成5个，2008年底预计将建成20个。

　　本文为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如果问，今天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主题是什么？回答是两个字：责任！

　　如果问，100年后蒙牛依然可以存在的第一条件是什么？回答还是两个字：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我今天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注册是身份证，品牌是通行证，责任是生死证。

　　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体系中，有的属于量力而行的“软责任”，有的则属于不折不扣的“硬责任”。对于今天的企业来说，不仅企业的产品需要是绿色的，而且企业的生产过程也必须是绿色的，因为人们不相信一个对环境不负责任的企业，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企业，会对消费者真正负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负大责任，谁就能成为大品牌；谁负小责任，谁就只能做小品牌；谁如果不想负责任，那就只能通向“慢性死亡”。

　　蒙牛厂区的生态建设是世界一流的，环保工程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规划基本上都是按照100年的寿命周期进行设计的。用发展的眼光看，是否承担绿色责任、环境责任，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关系到企业有没有“国籍”、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大问题。

　　第二句话：责任到山山变绿，责任到水水长流，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创业9年来，蒙牛承担了广泛的社会责任，有20多项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第一，比如直接安排的就业人数、年均纳税额、年均奶款发放额、年均社会捐款数，均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同时，我们承担责任的范围不仅是国内的，而且是国际的。因此，才赢得了全球乳业发展的最高速度。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循环的体系中，注册有国界，但责任无国界，企业只有先做好“世界公民”，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全球公司”，责任和舞台永远成正比。

　　第三句话：一个中心，一个基金，一个梦想。

　　一个中心，是指在未来5到10年，我们要把内蒙古打造成世界乳业中心，让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让中国乳业成为全世界的骄傲。

　　一个基金，经营好“老牛公益基金”，最好让它活上一千年，让它资助更多的孩子上学、救助更多的患者康复、帮助更多的农牧民致富。

　　一个梦想，是指牢记总理“人均一斤奶”的嘱托，让更多农村的孩子也能喝上牛奶，我们认为，教育是“第一个希望工程”，饮奶是“第二个希望工程”，一个健脑，一个健身，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最后，祝大家此行愉快，多走走，多看看，多提意见，多指导！

　　谢谢！

所带工具可以是自创的，也可以是“拿来”的；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务实的，也可以是务虚的；可以是反应堆，也可以是催化剂。总之，我们要的是“带工具的人”。

生产力的革命一定伴随着生产工具的革命，而且以生产工具的革命为标志。市场里的主动者，通常是新式工具的率先使用者；市场里的被动者，多半是传统工具的抱残守缺者。工具之战渗透到人类竞争的方方面面：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打飞了义和团的大刀长矛；跨国公司的专利技术，圈走了第三世界的资源版图；精通外语的人，比只掌握本土语言的人既多了一张嘴巴，又多了一只眼睛。

如果我们的“眼睛”始终能比别人多出一只，如果我们的创意始终能比别人高出一筹，如果我们的工具始终能比别人先出一套，那么，OK，我们就是“自带所有工具的人”，我们可以驰骋疆场，独步天下。但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因为这不符合规律。世界上至今还没发现任何一个不与外界进行交换就可以独步领先的系统，或者说，世界上至今还没发现任何一个不进行新陈代谢仍可以独立存活的生命体！

现实的尴尬往往是，不少人自以为长缨在手，胜券在握，但当他爬到电线杆顶端的时候，才不幸地发现，铁丝早已换成了光缆，自己从屁股兜里摸出的老式工具，早就不中用啦，勉力而为还可能把螺丝搞坏。此时此刻怎么办？下去安触角，找工具？那就误事了。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狮子与羚羊的胜负只在早一秒与晚一秒之际、快一步与慢一步之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必须事先找来“带工具的人”，才有可能宝刀不老，红旗不倒。人家的工具不是从屁股兜里摸出的钳子，而是从上衣兜里掏出的匣子；人家的操作不是用钳子大卸八块，而是用匣子输入程序。这就是差别。其实，一切工具的陈旧，都是因为触角的陈旧；触角不灵了，才导致工具变革的失灵。

不论我们是铁观音还是泥菩萨，有两个铁定的法则不可违背：一个法则是不断地自创工具，成为“自带工具的人”；另一个法则是不断地“拿来”工具，引进“带工具的人”——因为我们不可能成为“自带所有工具的人”。当然，附属而来的工作是不断地淘汰队伍中不再拥有工具及工具老化的人。为了与事业发展保持同步，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要“一日三省吾身”：我的工具先进吗？若有危机，赶快去换新工具！

树立一个目标后，首要任务是把能完成这一目标的人找来。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人外有人。作为企业领导人，其实就是两件事，一是不断地发现“企业木桶”的最长板与最短板，“第一长”援手为舵（“第二长”物尽其用），“第一短”援木为长（“第二短”未雨绸缪）；二是不断地整合人才，每个阶段都把最能干的“带工具的人”请来（可以从企业内部选，也可以从企业外部挑），“挈领一顿，百毛皆顺”，这就最能解决问题。请来绵羊，一千头也不行；请来狮子，一头就管用。

把钱存在银行里，与把钱“存”在“带工具的人”身上，哪一着更高？当然是后者。“带工具的人”能为企业带来机遇、成长、声誉及滚滚财源，而所取者十不一二，他们才是企业真正的“银行”——不，简直就是一架“印钞机”。

生产力的任何一场革命，均发轫自“带工具的人”。

常常听到一个观点：“创业难，守业更难。”

这是真的吗？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创业和守业的界限在哪里呢？销售额100亿之内是创业，100亿之外就是守业吗？诞生10年之内是创业，10年之外就是守业吗？品牌第二是创业，第一就是守业吗？

海尔不再创业，而只在守业吗？微软不再创业，而只在守业吗？世界500强不再创业，而只在守业吗？

人类存在了100多万年，但今天仍在创业，从来没听谁说过：地球人是在“守业”。美国存在了200多年，但今天仍在创业，从来没听谁说过：美国是在“守业”。爱迪生活到老发明到老，也从来没听谁说过：爱迪生是在“守业”。

其实，创业和守业不是前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创业是永恒的，守业是相对的；守业是创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切守业都是创业的子集。

攻占新市场固然是创业，守住旧市场何尝不是创业！市场是变化的，客户是变化的，对手是变化的，自身也是变化的。不创造新产品，能守住吗？不创造新渠道，能守住吗？不创造新客户，能守住吗？以不变应万变，能守住吗？——守业，本身也是一种创业。那种“增长就是创业，不增长就是守业”的观念，实在是充满天真。

拿中国乳业市场来说，总的体量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在膨胀，即便我们做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仍然需要不断创业，才能与中国乳业同步发展。假使有一天，这个总体量进入高原期，膨胀系数在零线徘徊，那时，如果我们做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是不是就进入所谓“守业”期了呢？不，那是创业智慧更需要升级的年代。今天，在乳业大潮中，我们只要“跟着走”就可以发展了；到那时，却需要“转着走”才能找到进军的缝隙。今天我们着眼“满足需求”就可以了，那时却须“创造需求”才能前进：创业的难度更大！

况且，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除了本国市场，还有全球市场；除了一业至极，还有百业待兴。市场没有边界，业务没有边界。

把“创业”与“守业”视作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是有害的，它会使许多人误解为：创业是需要“动”的，守业是需要“静”的；创业是需要“激情”的，守业是需要“寂寞”的；创业是需要“扩张”的，守业是需要“内敛”的；创业是需要“大刀阔斧”的，守业是需要“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创业比守业离创造更近，守业比创业离激情更远。

这是完全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观念，让李闯王打进了北京便放下了枪，让商务通盛到极处后便衰到极处，让成千上万的学子考入大学后便开始最不“大学”（相对于考前的大学特学）：他们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于是罢橹停桨，结果一退千里。做企业，永远需要动，永远需要激情，永远需要创造、创造、再创造！一句话：永远需要处在“创业态”。

这世界只有“创业态”，没有“守业态”。创业是惟一的“长生不老”药，当你不再创业而妄想“守业”的时候，前面的路只剩下一条：萎缩，衰落，死亡。要么自我革命，要么被人革命，没有第三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