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答此问题，还得从营业税说起：
假如造一辆汽车，甲企业做车身是强项，乙企业生产发动机有绝活，丙企业制车桥是拿手戏，丁企业则集众家之长，专事组装。若政府现在要征收营业税，那么甲、乙、丙三家企业把零部件卖给丁厂，要缴一道税，而丁厂组装成整车销售，还得再次交税，这样一台汽车，事实上就被征了两道税。要是四家企业的老总稍加聪明，定会坐下来，商谈合伙的事。
但真要合伙，问题就来了，比如以资本为纽带，把大家捆在一起组成母子公司，让钱多的做娘，钱少的当儿子，想来应无异议。可既是母子公司，就得分开交税，大家凑在一起过日子，却沾不上好处，何苦来哉？若合为一个总厂，彼此称兄道弟，这样税可少交，可兄弟里面谁当老大？赚的钱如何分？大家都身怀绝技，谁也不服谁，往往谈不拢，结果，只好“小而全”，所有的活儿自己干。没有专业分工，提高效率当然无从谈。
针对营业税的弊端，1954年，法国政府第一个宣布使用增值税。何谓增值税？顾名思义，增了值，即征税，征税对象就是买进卖出的差额。如丁厂组装汽车，卖出去多少钱，进零部件花了多少本，进出两抵，剩余部分要纳税。增值税一出场，就博得了阵阵喝彩。与营业税相比，增值税最大的好处就是给分工解了套。而分工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在其经典名著《国富论》讲得明白，这里不再说。
增值税在法国一炮打响，很快便风靡全球。不过，尽管今天众多国家采用了增值税，但不同国家，对增值税应税额的界定却五花八门。比如对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所花的钱，是否允许在税前扣除，各国做法就大不一样。这就使增值税逐步分野，出现了三种类型：
第一类，消费型增值税。此类增值税允许纳税人在计算增值额时，将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一次性扣除。这一做法，站在全社会的角度看，其实就是对生产资料不征税，只对消费资料征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目的是要把好处留给那些进行设备更新的企业，以鼓励大家去进行技术改造。
第二类，收入型增值税。此类增值税只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折旧部分，增值额相当于国民收入，这就是“收入型”的含义所在。按此征税，企业不再享有提前补偿的优惠。
第三类，生产型增值税。此类增值税只允许将采购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扣除，固定资产则统统要重复征税。我看到的资料，目前发达国家一般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拉美和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相中收入型增值税，而只有我国和印尼才使用生产型增值税。
我国何以要选择生产型增值税？依我之见，这恐怕与国家当时的财力、经济背景有关。开征增值税之初，国家财力并不像现在宽裕，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这样，政府就自然想多收些钱。而生产型增值税，应税额扣除少，税基宽，对政府来说是正中下怀。再有一层，那就是过去出现过的几次经济大波动，几乎都与投资过热有关，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重复征税，可对过热的投资浇些冷水，降降温。
不过要指出的是，今非昔比，当前国内产业结构正面临优化升级，固定资产更新不可避免，可生产型增值税不仅不能对此快马加鞭，却反倒落井下石，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企业哪能轻易更新设备？还有，当下政府扩大需求，要靠消费、投资、出口等三驾马车同时拉动。可生产性增值税与消费型增值税相比，令企业税负相对重。税收挤占利润，价格调整空间自然要收窄。
价格历来是企业竞争的杀手锏，若价格居高不下，消费者不愿掏钱，消费需求上不来，产品就得滞销。产品卖不动，利润又薄，企业无利可图，投资需求便会萎缩。消费与投资发力不足，指望“出口”也不成。按照WTO的规则，出口国可对出口品免征或退还已征间接税，其中大头则是增值税，各国政府都在这上头做文章。可我国因采用生产型增值税，退税力度用到头也不及国外，这样势必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看来，生产型增值税转型而改征消费型增值税，这不仅能给“三驾马车”助力，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同样也是福音。当下的问题，是增值税一旦转型，财政是否承受得了？的确，全国每年60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设备购置，按17%的增值税率计算，将少征1000亿。不过，这仅是一笔帐，还有一笔帐是：投资增加，增值额也会增加；企业效益提高，利润也随之增加，从而增值税和所得税将有所增加。两相冲抵，短期内孰得孰失不好说，不过从长远看，利大于弊可确信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