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瑰宝 汉印艺术
汉印在印章史上的地位是极崇高的，他不仅奠定了篆刻艺术表现体系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培养和造就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美学观点，成为人们学印之典范，且对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东方文明具有伟大贡献。汉印能如此繁荣有着种种历史原因。
中国汉代文化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一座瑰丽的花园，而印章则是这座花园中的一束奇葩。汉印数量之大直到今天令我们这些后人也无法完全估计出来。经过多少个世纪人为与自然毁坏，幸存下来的汉印和毁坏部分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发现这一伟大艺术时代的辉煌，感到汉代印章艺术的无穷魅力。西泠八家之一的奚冈在“冬花盦”一印的印跋中曾对汉印高度评价：“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将汉印与唐诗、晋字相提并论汉代印章对后世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究竟汉代印章为什么能达到如此繁荣和卓越的地步而成为历史的高峰呢？中国汉代文化繁荣的一般条件，当然在于汉代繁荣的经济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可能。就汉印而言，大批工匠的生活来源自然要由整个社会来提供，因此社会必须是富裕的。这时印章作品采用多种材料，有金、银、铜、玉、牙等等其中铜是主要的印材，且应用范围广、数量多，这就要求采矿业、金属冶炼业都十分发达，而汉代都使这些要求成为事实。所有这些如果没有繁荣的经济背景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物质生产或生活并不直接决定艺术生产，直接影响艺术生产的首先是政治。汉代政治对印章发展的影响直接而深刻，表现在清明的政治使社会相对稳定，从文景之治到光武中兴社会经济空前兴盛。汉代的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雕塑等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展并且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都为印章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汉代统治者重视印章，特别注重官印，设有负责制作和掌管的专门机构和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印制。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曾经任兰台令史，受诏撰史。以这样学问渊博的学者来负责领导印模的书写工作，其郑重严肃可知。
汉代印制森严对各个等级使用印章的材料、钮式、名称、印绶乃至封泥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据《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这六玺又有其体的使用范围，“以皇帝行玺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又规定了“皇后玉玺螭虎钮；诸侯王印，黄金印，龟钮，文曰印；皇太子、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御史大夫、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钮，文曰章；御史两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鼻钮，文曰印。”汉代印绶有严格的制度：诸侯王，赤绶，四采；诸国贵人、相国，绿绶，三采；公侯将军，紫绶，二采；九卿中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四百石至百石皆黄绶。汉代对封泥的使用也作了规定。《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一般官吏只能用青泥。由此可见汉代官印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法定的重要性而倍受重视。而汉代私印并没有像官印那样严格的制度，制作上放宽了政策，因此种类繁多如：姓名印、表字印、吉语印、臣妾印、肖形印、成语印等等。
随着生产贸易的发展，印的效用越来越大，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汉代清明的政治和印制无疑为汉代印章艺术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汉代繁荣的手工业则是汉印发展兴盛的另一原因。
在汉代民间私人作坊很多，手工业者在贸易中炫耀自己产品以期买主，他们为了发扬手工业的业绩，产品都打上了印记，无形中印章在手工业发展中有了施展的天地。在当时加印标记并非想流芳百世，而是显示对产品的负责和备检，表现出一种诚实纯朴的思想。民国初年在广州东山寺贝底西汉瓦窑遗址出土了一批南越残瓦片，上面就有“左官徒实”的印记，所谓“左官徒实”即左司空令内的“徒”名字叫“实”的所作。用于器物的标记，在汉代不胜枚举，足以说明印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性。
除此，汉印与当时人们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道德理念的影响下，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促成汉印赖以存在、发展的一个社会原因。
西汉末至东汉，封建家族的“孝子烈女”思想随之膨胀起来，厚葬之风盛行，殉葬印也跟着盛行。按汉代规定，官吏升迁或死亡，真印绶必须缴还。为了表现统治者生前的地位和死后精神不死的幻想，人们往往再造一个假印殉葬。世袭高官真印留给子孙也只能造假的殉葬，而官位卑微的，子孙又恐私刻官印之嫌所以印上有官职下附姓名以示冥器和真印有所区别。如前所列“乐浪太守椽王光之印”便是这样。不难想象，汉代文武官僚何止千万，而普通百姓则更无法计算，殉印何其之多，在汉印发展过程中，汉代“孝”的观念对其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东汉后期，豪强割据势力膨胀，战火连年。人们精神生活极度空虚，他们希冀长生，下层人民则更是强烈需要安居乐业，而道教的兴起便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它向往吉祥和避邪，这样宗教、避邪印随之而兴盛。上至统治阶级达官贵人，下至穷苦大众，人人佩带“黄神越章”以除邪祸。甚至人们还信奉那些精灵、瑞兽以求保佑，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人们尊为“四神”它们都是神话中战胜邪恶、战胜自然力量的艺术形象，说明当时人们有着对正义、安乐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
汉印之所以能兴盛，还与它善于吸收其他姊妹艺术形式以及汉代以前印章的长处，将它们揉和在自己的艺术当中，创造出新的风格。
汉代绘画、书法、砖刻、石刻等艺术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虽然他们对印章的发展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我们将汉肖形印与画像石画像砖的表现作比较，尽管在材料上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制作方法也不尽一样，但画像石画像砖善于抓住大体大貌。汉刘安在《淮南子》中曾提到：“寻常之外，画着仅毛而失貌。”“仅毛”就是注意小细节的地方，“失貌”则是失去整体。看肖形印“虎”活灵活现就在于印工能从大体着眼并突出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或多或少受到汉画像石画像砖“即抓大貌，又抓对象”的运动规律的影响，达到了以形写神。
汉初，印章可能还带有以前传统的诸多因素，但它能不因循守旧，而是善于吸收营养溶入自己的血液中，并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面目。将秦、汉印相比，不难发现汉代印章有许多进展。第一，秦代多凿印，而汉代有铸凿刻等方法；第二，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摹印”就是刻在印章上的文字，和小篆相近而微有区别。汉代则以缪篆为体继承“摹印篆”的基础上在结体上按六书作增减，使书体趋于方正更易于制印且平整易识,也有鸟虫书等体；第三，大胆取消界格，在章法布局上从整体出发灵活安排，从而出现平实的，浑穆的，方刚的，峭拔的，盘曲的，残拙的等不同的风格。第四，汉代官印中出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急就章”如“振威将军印”往往临时直接在印坯上刻画而成，极有天趣；第五，私印也较秦印有了较大的变革，尺寸比秦印变大，间有朱白相间印另外印文除刻姓名外还有“印”、“之印”、“私印”、“印信”等；第六，印式丰富多样，有子母印、多面印、连珠印等印式，这也是秦以前所没有的。总之汉代印章已冲破了秦以前传统的束缚，按着自己的个性突飞猛进并迅速达到了顶峰。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艺术的繁荣发达，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博采众长，从中寻求和形成自己的特点。汉代正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它版图宏大疆域辽阔，风土气候随处各异，每个地方的艺术都带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而又和谐的存在着。卫青、霍去病的远征，班超的出使，使交流更为广泛。战争固然给人类带来了破坏，但在汉代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正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罪过。它促进了汉代的大一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衡量是进步的。“汉匈奴呼卢訾尸逐”等印正是汉匈两族亲善团结关系的实物见证。这类印篆法平正中寓以灵动，毫无乖谬舛杂之失，线条浑朴苍莽，笔势强倔，一种峻峭强悍气势洋溢期间，其中难免不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之气质。
除上种种原因，汉代印章艺术的繁荣发达，还有很多因素，如汉代高度发达的冶炼业；汉代印章符合汉代人纯朴的民族性格；以及军事方面等诸多影响。最后，我想借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丹纳的一句名言结束这篇文章“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这规律不但大体上正确而且细节也是正确的。”
正因为有了汉代那种雄强、质朴的时代精神和民风民俗才造就了汉印这一艺术形式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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