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社会科学的政治化是社会学科陷入唯心论的根源，已到了该拨乱反正的时机了。洞察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对社会科学作一全面的梳理，辨别真伪，是指导我国摆脱全球化资本经济带来的危机，促进我国社会继续进步的一贴良药。
早在1984年我就发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发现，是对现象的实践或实验中去发现其规律。那时我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尽管我是在完成“自考”的学业，但我从小养成的学风，是不会放过学习中的难题，我发现由中国人*学出版的教科书，其资本主义部分是写的相当的好，内容丰富，分析精辟，说理清晰，而社会主义部分则大相径庭，内容枯燥，没有分析，只有现象的罗列，在说理上含糊其词，甚至于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混为一谈，判若二者所会。于是我就进图书馆去查阅相关资料，结果发现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完全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编辑，社会主义部分只算得上是一本时事政治书籍。也就是这一发现，让我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趣，并改变了我的工作生活经历，使我的人生观及世界观有了质的飞跃。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我特别欣赏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出发，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在其看来，商品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而就是“那种琐事”恰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或许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过程。对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人们，只要用心去梳理这些现象，凭借对社会的抽象力，悉心去研究这些现象的规律，或许就能有所发现、有所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社会科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开放的科学。然而在这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一百多年前，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攻击。在今天，全球的社会生产力已进入到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形成为自由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跨越国界的广阔时空。尽管一些少数国家的统治者也会采用拦截、删改等种种手段，企图扼杀自由的社会科学研究，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全球性危机，例如前几年的金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目前全球的油价飙涨及通货膨胀，竟然使八国峰会的首脑们也束手无策。这表明，甚至在首脑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我的观点是：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自由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社会科学活动的前提，那末科学的取材和梳理就是科学研究的关键。凭我的经验，一定得首先学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可以*中央党校出版的节选本为教材，重要的是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学到手，其次才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一个历史性的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
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基础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论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在他看来，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社会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受一定的特殊规律支配着一定的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实践的。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所以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讨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上述内容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一版序言》及《第二版跋》的内容编辑而成的，其中大部分还是马克思文稿的原句。我只所以要这样做，是发现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文稿居然是现在的我想要说给大家的体验。其实说白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就是社会现实，或多或少都会触动社会权贵们的神经细胞；何况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批判的和实践的，更不是唱颂歌的。遗憾的是问题就出在世界上几何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解体的现存的，都采用极端的手段反对这种自由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允许在观念上唱颂歌，对科学研究的民主程度远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盛行时，还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写下了举世名著《资本论》，而到今天，世界上就是还没有一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能与《资本论》比魅。
事实上，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问题就存在了。我看过一部前苏联影片《女农庄委员》，应该说农民在农庄里当家作主以后，积极性是勿用置疑的，事实根本与我们的想象反其道而行之，田间的麦子快熟得要掉穗了，就是没人愿意去割，女农庄委员是走东家窜西家去做工作，没一点效果。晚上把他们集中起来开动员会，除了满嘴脏话，没半点正经话，在此情形下，女农庄委员急中生智，就表态谁家割的麦子归谁家，结果天刚亮，女农庄委员下地一看，全片的麦子都收割好了。这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说形成就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找到支配生产关系的“关键”，是权力、资本？还是劳动？结果几何所有的当权者都知道要“按劳分配”，却没有一个当权者能把它具体地落到商品生产过程的实处，导致用极权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支配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于面临崩溃的境地。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我们的先人如果确能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学会他精辟的唯物辩证法，并能自由地用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接受批判和不断实践。把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现实同另一种我们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现实比较对照，把两种社会现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然后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并付诸于实践。也许共产国际就不会落得如此悲哀，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会如此解体，在世界上还不愿放弃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声音更不会如此愈来愈小。我猜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历经危机而不衰，恰恰得益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实践。再以新中国为例，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明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现实与前三十年的社会现实比较对照，并将这两个阶段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也许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要走的最佳道路正是在*与*的中间路线，这正是社会主义的真谛所在。我在以前的文稿中已阐述过，在今后还将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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