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十年路(1) (2007/07/03 16:14)

 前两天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日。偶尔听到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问大家十年前的那天正在干什么。回答挺踊跃，有说在洪湖公园看烟花，有说在皇岗口岸看驻军，还有说在家看电视实况转播，有个人很特别，他说他那时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现在是“五子登科”，也就是房子、车子、妻子、孩子、还有票子全都有了。
    在人生的过程中，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是第一个黄金十年，对一个正在经历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和难熬的过程；但走过的人却感觉时光流逝如弹指一挥间。在这十年间，有人的人生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为下一个十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的人却如圆周运动一般终点又回到起点，没有什么太大改观，最终只好落入了命运的俗套。十年前的我在干什么呢？我脑子里一片茫然。
    那年我生活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过着“闲云野鹤”般平静的生活。妻子、孩子都有了，房子也有了---社会主义分的；票子？大大地没有！（大家都没有），工资每月有400多块吧！（在我们那儿算高的），车子？咱不敢想啊！
    事业？没有！工作到有一个，就是在一家国有商厦里做“企业管理”---是个挺现代的名词哈，在我们那儿这是“特务”的代名词儿，任务就是每天象特务一样在大厦里转悠，看看有没有营业员站姿不正的、有没有随便串岗的、有没有对客户不敬的、有没有迟到早退的。公司效益不咋样，内功炼得却是炉火纯青，有违犯者采取物质惩罚加精神折磨，罚款外加上榜公布。
    我们每天面无表情地巡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得罪了不少人，以至于在一次职代会代表的差额选举中，愣是到最后把我给选了下来。广大营业员见我们象见瘟神，后来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起了绰号，我们四个年轻一点儿的主力，分别是：无情、铁手、追命、冷血（还记得是哪部电视剧吗？），还有一个人事部的老部长姓严，外号就叫“严打”。
    每天早晚直挺挺地站在大门口监视人们上下班，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机器能代替人实现这样的监视功能呢？想不到来深圳真就见到了这类东西，而且自己还经营上了这类产品；不过好在那时没有，不然就有更多人下岗了。偏偏有几次我也迟到了（越年轻越懒，我理解），千方百计地向领导走后门才没有上榜；还有一次一车老总全来晚了，我站在门口大喊一声：迟到了！老总们脸色分别变成了不同的颜色，有的红、有的绿、也有的白，象我这样最不会看老总脸色的人当然不明白它们都代表什么含义，不过我手里有他们自己抄袭的一大本庄严的企业管理制度，他们没脸出声，只好低着头进去了。
    我们这群特务是多余的，应该属于朱总理点名的下岗分流的一伙人。不过企业领导运筹的比较好，也不会给我们闲着吃干饭，比如有的部门忙不过来，我们就随时接受调遣，逢年过节的就去站柜台卖货、配合保安部门抓小偷，没有搬运工我们就是主力，有年冬天我在一家仓库里一袋一袋的点货点到眼发黑、手抽筋。还有一次不知我哪句话说错了，上面派我到保安部工作，晚上看场子（抓小偷真成职业了，可惜没学会打斗），手里握着日式的对讲机，有事没事就黄河长江地对暗号；白天那部电梯就归我了，让谁升就升，让谁降就降……。咱无奈的干着，心头一股冲天的大火。
    那一年，我已经31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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