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我们来做一个不完全准确的简单加权法，把2.26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供养人群计为城市人口，再来算算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9%。不妨假设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4%，则我国有城市人口5.72亿，农村人口7.28亿。2006年10月，国家统计局曾发布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从收入看，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了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33.66%，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1500元。依此数据，假设2.26亿农民工2007年平均月收入1000元，每人每年就是12000元，平均到7.28亿农村人口头上，平均每人每年是3725元！
和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作比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农民，从总体上看，其90%的收入已经来自非农收入！如果有关部门在城市化率的计算中包含了2.26亿农民工，在计划农村居民收入时又把他们算作农民，那么，其收入平均到7.28亿＋2.26亿农民身上，人均每年亦达到2843元，占4140元总收入的69%！
这便是今日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面目！扣除城镇经商和务工收入，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差距在天壤之间；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拥有而农村居民所没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二者之别，距离更大。它意味着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已经不可能从传统的农业中获得。正如美国学者R.H.托尼所言，单个的小农生活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稍有一个细小的波浪就会将他们彻底淹没。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农业科技，还是农民以组织化生存的方式组织起来，都会面临着组织化、科技化成本过高而收益过低的问题而无法实施，中国农民的惟一出路在于，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顺利成长为城市市民。这一点，无论人们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挡不住农民背井离乡的艰难却又坚定的脚步。
在此情形下的中国，将面临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养活中国？很显然，现有的以名义上的集体所有为标志、不能进入现代金融和城乡自由市场的农村土地和农房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不仅对农民利益造成了现实侵害，而且也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障碍。
二是城市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和心态迎接农民进城？是沿袭以往歧视性的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农民工成为收入等全方位与城市工人差距甚大的二等公民、使农民工及其他流动人口的后代成为受歧视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城市埋下仇恨和“低素质”的种子，还是改弦更张，通过制度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谋求公民的平等与正义？
三是对未来的人口政策构成了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介绍道，我国自1973年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从6下降到1978年的2.6；进入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至1.8；2000年至今，人口生育率已下降到1.65—1.7。而且，该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8月19日《生命时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生育率达到了极低生育率的水平，几乎到了1以下。这比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还要低很多，如日本和德国都是1.4，美国为2.1。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仅相当于10-14岁人口的一半左右，下降速度极为惊人！中国也许将很快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与中国的城市化同步。即使完全改变现有的计生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也无法避免。无疑，这给我们的人口与生育政策提出了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