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租界的明珠，比邻兴国路与淮海路的武康大楼如今寂静地矗立在上海的核心区域，在文贯中的记忆中，这里也曾经人气十足。
这座由著名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的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也被人称为东美特公寓，更早时候还叫诺曼底大楼。大楼里来来往往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而大楼靠武康路一边，则是错落有致的棚户区，从外地涌入的难民们在此安营扎寨。
“一大早卖油条豆浆，不远处就是菜场，各种小店，老虎灶，热闹得不得了。”隔了几十年的时光，回忆起当年武康大楼背后的喧嚣，文贯中的眼神多了分温暖明亮。好景不常在，解放后武康大楼的老外逐渐搬走，大楼住户对卖东西的油烟怨声载道，这些棚户逐渐被一一清理，直至销声匿迹。有时文贯中不禁想到，街道干净是干净了，可是住在武康大楼里的同学现在去哪里才能吃到新鲜的咸豆浆与大饼油条呢？
为什么租界当局能够容忍外来农民，而新社会不能呢？文贯中对于城市化的思考以此为起点，首先租界管理者严格按照租界政府的土地章程和有关条例办事，只有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去干预，并不介入开发商与居民的谈判；其次他们也认识到贫民区与富人区的共生现象让阶级斗争偃旗息鼓，“买菜怎么办，保姆怎么办呢？早点怎么办？贫民区仅仅一街之隔，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服务。”
文贯中对城市化的关注，更多来自“三农”问题的衍生。他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芝加哥大学，师从约翰逊与舒尔茨两位大师，与林毅夫是同门，他们两人算是内地最早接触海外农业研究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最早从理论上证明人民公社不如包产到户有效，但舒尔茨教授和约翰逊教授认为这仅仅是临时性的安排，会有很多遗留问题。经他们点拨，文贯中从关心全要素生产力入手，转而研究土地问题。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互动日益加剧，文贯中不断尝试将土地制度作为重要因素解释转型中国现状，他认为农民工、贫富不均、产业升级、贸易摩擦等一连串问题均可以在不公正的土地制度上找到症结，土地私有化是唯一出路。
“要研究发展经济学与中国问题，就没法回避农民问题。”文贯中如是解释自己的研究路径，这也与他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息息相关。文贯中1946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祖父是同盟会会员，父亲文强是国民党中将。文家是书香门第，还是文天祥的后裔，这个家族的孩子从咿呀学语就得背诵正气歌，文强与毛泽东甚至是表兄弟关系。显赫家世并没为文贯中带来平步青云的便利，却带给他谦和不失坚韧的君子作风，在苦难中砥砺人格。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文贯中一家在*中经历了生离死别，文贯中成为几个兄弟中唯一念过高中的孩子，插过队、蹲过牛棚、当过搬运工、做过翻译。
多年来，无论身处美国严格规范的学术竞争体制内，还是置身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的大环境，文贯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土地私有化。土地产权的界定在现代经济学范围内往往是基本前提，并不存在理论突破；对中国而言，作为经济研究的土地问题又往往沦为政治问题，文贯中横亘中间，遭遇了很多不理解，饱受争议。
当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之时，作为多年好友，文贯中撰文悼念，评价杨小凯是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他来说，理论就是要超前。如果理论不超前，而是跟在实践之后姗姗而行，只能为实践的成功大唱赞歌，或为实践的失败寻找遁词，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文贯中对土地私有化的态度恰恰也可以为这句话做注脚。也许，土地私有化确实不是一剂包治中国百病的汤药，但文贯中坚信，土地私有化是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作为多元时代不可缺少的这样一种思路，无疑为中国“三农”问题与现代转型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文贯中的姿态也为经济学者在沸腾时代的集体迷失提供了一种坚守的立场。
当城市化成本越来越高，城市化也就越来越远离最大多数人的福祉。文贯中对于赋予农民资产以及退出自由的诉求背后，其实也在经济学的理性约束内，努力为中国的城市化寻求道德支点。有人说经济学不需要道德，也有人说城市化不可避免需要抛弃部分人作为代价，但是不计成本的高速发展如果远离公正，终有一天会回头吞噬以往的所有成功，城市化的道德与经济学的道德其实共同指向了分享繁荣，这并不那么矛盾，也不那么奢侈。
文贯中简介:
1946年生于上海，1982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2000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