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旅游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支柱产业

　　新农村建设首先必须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恰恰需要打破农业产业的界限，把农业产业与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以农林牧副渔业资源、乡村田园资源、乡村风景资源、乡村民俗文化资源、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等等为依托，开发旅游休闲产业。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形成高附加值的经济产业。旅游休闲产业，是乡村经济中最具有附加值的产业。

　　巨大的城市居民休闲需求，是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最大动力。随着汽车进入百姓家中，自驾车旅游休闲成为城市居民的必需品。乡村环境、新鲜蔬菜水果家禽等等，成为城市居民最喜爱的商品。城市居民对于走进乡村，完成风味独特的晚餐，有着永不疲倦的热情。随着汽车拥有量的大幅增长，驾车到1小时以内的地方晚餐，3小时以内的地方度周末，已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乡村环境和农家情趣，是休闲生活的最大吸引力。

　　我们划出了两个圈，是城市居民消费范围：第一个为餐饮消费圈，以城市为中心，大型城市周边50公里，中型城市周边25公里，小型城市周边15公里范围区域，都是城市居民餐饮消费出行区域；第二个为休闲消费圈，以城市为中心，大型城市周边250公里，中型城市周边150公里，小型城市周边80公里范围区域。在这两个圈范围内的农村，都具备发展旅游休闲产业的基本条件。

　　这是中国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主要区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途径，具有极大的现实推广价值。

　　此外，是具备较高价值旅游资源的农村区域，包括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林场等区域，一般为国家所有。但是，资源区周边土地，一般为农民的承包土地。因此，如何在景区开发中合理安排农民利益，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民参与结构，成为旅游开发必需加强研究并推广有益经验的重要领域。

　　以上两个方面发展，构成了旅游产业在农村经济中_的重要方面。城市居民休闲，形成了乡村旅游的核心结构，包括观光采摘农业、大棚生态餐厅、农家乐、农家大院、民俗村、垂钓鲜食等等，带动了观赏经济作物种植、蔬菜瓜果消费、家禽家畜消费、餐饮住宿接待、民俗文化消费的全面发展，提升了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的价值，促进了农产品销售。同时，把第三产业引入农村，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形成了餐饮住宿及文化服务的高级产品与消费形态。

　　因此，旅游休闲产业，已经成为近远郊区及旅游区新农村发展生产的支柱产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2、旅游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富民产业

　　旅游休闲产业，特别是乡村旅游，具有较大的家庭服务特性，最具增加就业、富裕民众的推广价值。

　　乡村旅游的开发主体，可以是独立经营的农户，也可以是集体或私营的企业。独立经营农户，以采摘、农家乐、垂钓园、民俗大院等方式，可以直接为游客提供服务，形成家庭收入。农村企业提供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档次的旅游休闲服务，不仅就地消化了农产品，吸收农民就业，而且带动了区域的发展。

　　旅游休闲是一个富民产业，对于参与农户的收入支持，超过对税收的贡献。因此，旅游休闲是新农村建设中比较容易直接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

3、旅游开发将大大促进先进文化与文明风尚在乡村形成

　　旅游休闲产业最终是服务产业，是文化产业。没有以游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更不易获得经济的收益。

　　因此，发展旅游休闲产业，必然在市场的引导下，在现实的教育下，培养了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市场是一所最好的学校，服务教育将农民培养成为文明卫生礼貌的公民。

　　乡村旅游需要文化的支撑，民俗文化的包装，餐饮文化的开发等，都有利于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同时，游客带来的城市文化，对于农村文明风尚的形成，也具有极大的作用。

4、旅游开发将加快村容建设，形成文明卫生美丽独特的景观

　　乡村旅游中，旅游环境打造、农家接待条件的建设都是最基础的内容。旅游对于环境卫生及整洁景观的要求，将大大推动农村村容的改变，推动卫生条件的改善，推动环境治理，推动村庄整体建设的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旅游休闲要求村庄面貌不是干村一面，而是各具特色；旅游追求个性化、特色化、原生态文化基础和惟一性等等，所以，乡村旅游是打破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干村一面的最佳模式。

规矩二：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

规矩三：可以多人敬一人，决不可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领导。

规矩四：自己职位卑微，记得多给领导添酒，不要瞎给领导代酒，就是要代，也要在领导确实想找人代，还要装作自己是因为想喝酒而不是为了给领导代酒而喝酒。

规矩五：如果没有特殊人物在场，碰酒最好按时针顺序，不要厚此薄彼。

规

矩六：说错话，办错事，不要申辩，自觉罚酒才是硬道理。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一般来说，底薪高给员工安全感，对初级员工最为有效，这时可以给予较低的业务提成。当员工能力提升、并有较多

业绩的时候，可以与之协议将底薪降低或取消，然后直接给予较高的提成，才是双赢的结果。

要参照人不同阶段的需求来制定薪酬。人的基本需求在在底薪+提成+奖金的薪酬下可以得到满足时，还追求事业的更高发展，设置员工职业生涯规划，让他的能力和薪酬和职位基本相符，另外可以给他更高的目标追求，激励员工不断提升，在这个历程中自然淘汰法。也为企业培养了好的人才，也能更好的留住人才。

有这样一个实例：

        当一个业务才进公司时，追求的是能拿到高薪，他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终于在第一个月就拿到了超过一般业务员的提成奖金，他获得了公司以及集团公司的奖励，因为渴望更高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他在下个月设定目标时比开始就更高了一层，在第二个月因为业绩显著，能力卓著，他被提升为经理；当经理时，他所带领的团队业绩连续几个月是公司乃至集团公司最好的，又为公司培养了三个优秀的经理，在第5个月，他就被提升为总监；在当总监期间，他显然就和当业务时设定的目标就不一样了，他希望能带领整个区域夺得集团业绩冠军，这是荣誉感使然也是责任感使然；在他当总监第8个月，他培养了一个足够胜任他工作的总监，他被提拔到副总；在第11个月时，他被任命为分公司总经理。在做公司总经理8个月时，曾经有5个月分公司的业绩都是集团公司里的销售冠军，这样，在他到这家公司满20个月的时候，他管理着集团公司华北片区的几个分公司；在第三年，他被调任集团公司总部任集团公司总裁，直接管理全国将近60家分支机构。

        而他的薪水从普通业务员的零底薪起步，第一个月就拿了一万多的提成奖金，随着他职位的提升，他的工资提成奖金也不断提升，到集团公司总裁的时候，他的年薪已到百万，而且还享受公司股金分红（公司将在近期上市）。

        也许这个案例看似神话，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他曾经是我的总经理，他的上升历程是我们公司所有同事亲眼目睹的。他在经理甚至总监期间，就有很多公司在高薪挖他了（因为公司的业务接触的都是企业老总），但他曾经在全集团公司的表彰大会上表态会一直留在公司发展。而且从普通业务员到公司经理、总监、总经理、区域总裁的案例在公司举不胜举。

        可见，一个公司所给予业务员的不应该仅仅是底薪或者提成，如果可以为员工能提供一个长远发展的职业生涯规划，让你的企业成为他事业成功的发展平台，除了物质奖励之外，集团公司的荣誉奖励、精神奖励和对员工的价值的培养和重视，同样也可以成为对一个员工的极大激励，甚至作用可能还大于仅仅的提成奖金奖励。在员工的物质需求被满足以后，他要求就更高了一个层次，需要的是精神和价值需求也被满足。

       在薪酬设计时，不要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不花钱也能起到很好的员工激励作用。

　　蔡继明是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刚刚宣布的假日改革方案、取消五一、十一黄金周的建议，就是蔡教授带领一个项目组所完成的。现在，蔡继明教授又组建了关于小产权房的研究项目组，这个课题已经列为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今年的重点课题，其结果将成为今年“两会”上的一份政协提案。

　　不合理的土地交易现状

　　经济观察报：小产权房是在很多力量推动下的产物，反对小产权的理由就是保护耕地，但是小产权房目前到底占用了多少耕地，有没有统计数据？

　　蔡继明：我没有看到数据，肯定有违规占耕地的，但比例会远远低于政府的违规占地。和全国违规违法占用耕地相比，小产权可能是九牛一毛，占的并不多，根据报道显示，各级政府违规占用土地的案件大概要占到80%。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从2003年左右，占用耕地的数字急剧攀升？和最近这个经济景气周期的到来有没有关系？

　　蔡继明：最近十年这轮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房地产来推动的，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以低廉的价格征地，以此招商引资，以土地出让的收入，反过来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再做抵押，去贷款融资，整个靠房地产滚动起来的，所以期间大量农田被占用。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因素扭曲了土地买卖市场？

　　蔡继明：我的观点是，征地的这个环节，利用了国家行政的权力，用很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土地，实际上导致了几个问题：第一，土地的真实价值没有反映出来。如果这块地按照当地经济发展可以价值10万元，这块地的价值就不能用农田的价格来评估了，不能按前三年平均年农业生产收益乘以30年来计算，根本就不是这个价值。现在把价值10万块钱的东西，用1万块钱就拿走了，这样资源的稀缺程度没有体现出来，真实价值没有反映出来，本来很昂贵的土地就变得很廉价。廉价就多占多用，由此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土地过早过多地被征用，或者是征而不用，占而不用，造成闲置浪费。第二，又造成了收益分配的不合理，比如说10万块钱中9万是农民的，但是现在农民只得到了1万，90%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拿走了。

　　经济观察报：农民只拿了10%？

　　蔡继明：差不多，就是说在整个土地增值的收益中，农民也就得10%，本来应该大部分归农民所有的，现在就是最小的一部分给了农民。第三个后果，就是这个环节中必然会产生出腐败行为，十有八九的腐败案件都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第四就是会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征地这么便宜，不征白不征。征完之后就会造成地方政府过快的扩张，它会把几届政府的地都给你用了，因而后一届政府就没有土地了。

　　土地所有制应该改革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说，土地的流通本来就是一件商品的交易，是买卖双方的交易，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中间插了一手，就把事情搞得很乱了？

　　蔡继明：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出了土地私有的结论，我只是说就现在这种制度造成了城乡二元的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加上我们现在的征地制度，就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根源在哪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根源是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先从农村来说，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就是经过承包之后大部分又分给了农民。这之后，那么谁来代表集体？村委会的干部？他们代表集体来行使集体所有权，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农民的权益。在征地的过程中，农民处在一个弱势的、没有话语权的地位，常常是他们的利益得不到反映，土地交易就完成了。这种土地交易的完成往往使很多乡、村干部从中得到了好处。

　　经济观察报：比如我是一个村长，我们土地卖了一个亿，如果一点都不分给农民是完全合法的，钱可以全部留在集体里面，认为钱放在集体里面比放在农民这边更踏实。

　　蔡继明：理论上是这样。各地做法有所不同，至于说集体给你个人多少，那有不同的原则。另外，归集体支配还出于什么考虑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担心给了个人，被个人挥霍了，他衣食无着，还是要给集体增加麻烦，所以集体还是要留一部分，作为将来的社会保障啊，或者其他部门的公共支出。但是后面的这种考虑又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总是不相信个人，老是觉得个人不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只有集体、只有领导、只有国家才能考虑，才有理性。但现实是，有的时候恰好相反。我们过去的国有企业不都是这样嘛，我们当初之所以搞公有制、国有制，其实都是出于一个同样的理念。这是一个误区。

　　经济观察报：您在2003年的时候就提到了土地私有制，但是有的学者还提到了永佃制、维持现在这种制度不变等等办法，国有企业可以大力推进所有制改革，为什么在农地这个问题上意识形态这么浓呢？

　　蔡继明：这就是说很多的学者他不加以思考，当你一提到土地私有，就说那不行，土地私有就会出现土地兼并。

　　经济观察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跟土地集中有关系？

　　蔡继明：这是凭想当然想象出来的。此外，兼并不完全是坏事，从技术上来看，这肯定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一；再有，公有制企业兼并私有制企业没有问题了，反过来私有制兼并公有制，这个也允许了，那么在城市里面的资产允许，土地为什么不能兼并？

　　经济观察报：农民本身属于分散的弱势群体，这种兼并会不会出现像现在征地这样的局面？而且，行政权力不插手，农民是否会更容易地失去土地？

　　蔡继明：我想这恰好是相反。现在农民没有真正得到土地的所有权，面对政府他们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从法律上他们也得不到相应的保护。一旦农民有了土地的所有权，我觉得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土地的真实价值会反映出来，这样农民自己会更珍惜他的土地。我们不排除8亿农民里面，可能有些人不珍惜土地，就像在赌场把房子赌进去了，把媳妇孩子赌进去了，但是这不是8亿人绝大多数的行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土地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它的价值，他会盘算的，比如要我一次卖给你，我就要考虑。

　　经济观察报：在市场经济中规模经营会带来效益、效率的提高，但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担心的，中国有这么多的农村劳动力，溢出去的劳动力他们该怎么办呢？

　　蔡继明：问题就在这儿。你算一下总量，我们现在的耕地是18.3亿亩左右，我们现在一个农户作为一个耕作单位，他的土地的规模就是7.5亩地。农业部的官员说过，现在种粮食不如种经济作物，种经济作物不如把这个土地用于工商业开发，那么怎么让农民乐于去种粮食呢？至少要把他的土地扩大到15亩。就是说他耕作的面积，在他的劳动力资金给定的情况下要扩大到一倍，就基本可以和外出打工达到的收入水平相当，可以稳定相当一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7亿的农村人口中有一半要转移出来，那么由谁来解决？一种方式是就地解决，就是从事非农业生产，从事非农业生产也得占有土地，就得搞乡镇企业，就是过去走的路子叫做离土不离乡，但这条路走了二三十年可以说越走越窄；第二条路就是进厂不进城，他也进了厂，但他过的是农村的生活，包括现在进入大城市的这些农民工仍然是没有改变，到了年底还要回家过年，像候鸟一样，还有宅基地，保留着耕地，他没有斩断和农民、和土地的联系；第三条路就是进厂又进城，那就是要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只有这条路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从动态说，按照国际上城市化的一般速度，到2050年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应该能达到70%~75%。就是说，有25%的人口在农村。从现在算，每年都有1700万左右的人口转移到城市去，整个转移的人数从现在算到2050年将近8个亿。人们说这个有难度，但是这个困难是必须克服的，如果克服不了，现代化就根本实现不了。不用怀疑城市是否会提供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达不到，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保证到2050年能翻一番，实际上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经济观察报：虽然说现在有八九亿农村户籍人口，但是一个个村庄其实都空了，农民都出去打工了。他如果有就地就业的机会，自然就不出去了。很多人就只有几分地，他无法耕种，只能以其他方式解决就业、生活问题。

　　蔡继明：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如果说城市解决就业有困难，那么在农村几乎就是不可能。

　　经济观察报：技术问题都是好探讨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意识形态的约束？

　　蔡继明：意识形态肯定会是一个障碍。人们之所以一提土地私有就马上说到兼并，还有说土地是农民的保障，其实担心的是土地一私有，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土崩瓦解了。

　　其实，农村本来就已不是完全的集体所有制，因此，也就谈不上瓦解。

　　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国家不是还是稳定的吗，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是没有变吗，“十七大”不是也说，中国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吗。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含的就有农村私人经济。农村决不是集体经济了，实际上真正从产权功能、性质上，70%已经是具有私人属性的了，但是还保留着30%的公有的属性，而这30%还是产权残缺的。它已经不完全是集体所有了，但这没有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

　　剩下的30%，比如说土地承包，温家宝总理说了，长期不变就是永久不变。当然，现在还没有出台最后的政策，因为承包法还没有改。现在的农村集体所有权，在承包和流转当中正在蜕变，集体性质在逐渐地退化，私有的性质在逐渐地加强。比如土地承包开始是10年、15年、50年，现在是长期不变，长期不变也就是集体对它的控制权已经没有了。

　　有人说农村的土地是国家的，国家也不征税了，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对土地的受益权和支配权都已经没有了。长期不变，按道理你不能把它收回或进行调整，这个权也没有了。处置权，农民可以自己转让、转包，转让给外村的人还要经过村民的投票，但是本村的人都不需要，都可以转让了。

　　经济观察报：虽然说农村土地的这些权力在慢慢转化，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地方政府来征地的话，所有东西就都没了。

　　蔡继明：产权不彻底导致的问题就在这里。从静态来看，这种集体产权已经蜕变为私人产权了，但是由于在法律上没有赋予它完整的产权地位，里边留了很多的空缺，政府随时都可以把土地拿走。

　　第二，不能够以一个经济体使用的土地权属，来推断这个经济体的性质。这个太明显了，城市里边大量的私人企业使用的是国有土地，但是是私人企业吧？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农村使用的是集体土地，所以农村它一定就是集体经济呢？它已经不是集体经济了。我觉得只要把这些意识形态分解以后，那些担心是没必要的。另一方面，从反面来说，我们就算农村保留着集体所有制，你不是该失去土地的还是失去土地了吗？该流离失所的还是流离失所了吗？耕地没有保护好的还是没有保护好吗？这都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反过来我们实行了私有制之后，反而会有助于把这几个问题减缓。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所有制改革，对中国的经济是否会起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会使很多问题都得到化解吗？

　　蔡继明：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现代化问题，土地制度的变动是根本保障。要想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农村土地所有制必须变化。

　　经济观察报：以前您有没有提过这个提案？

　　蔡继明：我以前提的政协提案，是讲土地所有制多元化。就是一部分私有，一部分公有。中国的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集体所有制也会这样一步一步地蜕变的。但我们做研究，从理论上是要一步到位的，必须一语中的。但是涉及到政策层面，设计方案的时候，它要一步一步走，社会上不要引起震荡，意识形态不要有大的冲突，肯定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于小产权房

　　经济观察报：关于小产权房问题也是提案内容？

　　蔡继明：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会有这个内容。我们成立了一个小产权房的课题组，在一个月前成立。成员来自我们经济所，以我为首然后有一批博士研究生。我们想把小产权房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我是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我已经把它列为今年我们经济委员会重点调研的课题。

　　经济观察报：调研的方向及范围？

　　蔡继明：全国的调查刚刚开始，我们已经到宋庄等北京郊县的四个地方，都是以小产权房为题，还有天津开发区，河南走了新乡、安阳两个市，我们初步做了这个调查。还不太全面，但是我们形成了几个思路和原则：第一个，我们把研究的范围控制在明明合法的宅基地上建立的小产权房，而不是一般的建设用地，更不是农田上。我们集中在宅基地上，因为这个东西最合理，但不合法，不合乎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政策，其实从法规上，宪法、物权法上对其是没有限制的。

　　经济观察报：这就像农民的自留地，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包括盖房子？

　　蔡继明：我建的是住房，不是厂房，又不是地下工厂，这是合理合法的。

　　经济观察报：这个合法有一个边界问题，比如我在老家院子里盖一所房子我把它卖了，我是否可以再申请一个宅基地？

　　蔡继明：不允许。要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按国务院新的通知，它加上了一条，如果农民把自己的宅基地连同住宅一同出售了，出售后不可再申请。实际上，等于认同了你可以卖，但是你只可以申请一次。所以我们想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这个范围。

　　我们小产权房调研思路的第二个原则，我想是尊重现实。比如说它目前影响的范围，比如说涉及到多少人，如果折成价格涉及到多少钱，政府要去拆除，会造成社会净福利的多少损失，又会引起多大的负面影响和不稳定。我们要对现实有一个客观、清醒的估计，要尊重现实。

　　第三，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政府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政府监管失控和不当。如果有，政府要承担责任，你不能把损失完全推给民众，推给买方和卖方。一定要分清责任，政府应该承担的就要政府承担，政府就得承认和疏导、妥协，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第四，我偏重于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会形成对小产权房的供需两旺。这里面肯定有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扭曲，房价过高，很多居民承受不起，买不起房，肯定要冒风险。这是从买方，那么从卖方呢，他的行为也是完全合理的，他把剩余的宅基地和满足了需要之外的宅基地，转让出来出租、出让，这也是合理的，这是最大的收益。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它的经济上的合理性来考虑。

　　再有一个原则，就要考虑现实和长远的问题。从眼前来看，要研究在合法的宅基地上按照规划构建的房子；之后，还会扩展研究的领域，会到建筑用地上和非法占用的土地上。目前最容易突破的，是在合法的宅基地上的房子。要有新的政策出台，这个市场要规范，比如说要由哪一级政府来认证和颁发他们的产权。

　　经济观察报：如果承认了在宅基地上的小产权房的合法性，就会引起热潮，尤其是在京郊那一块，这样合法的边界就容易突破了，很可能不是在这个宅基地上。

　　蔡继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至于说怎么去规范这个市场，包括有关的程序，从长远肯定是要有制度。

　　目前的现状是，所谓合理不合法。国务院为什么做出这个规定，出于保护耕地这个大前提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保护耕地就因噎废食。就在宅基地上建设的情况而言，它不违反耕地保护政策。

　　因此，我们建议国务院要开这么一个口，这是第一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这样一个小产权房建设现状，对于土地资源的配置，对于城乡统筹的规划，其实是不太有利的，尽管眼前我承认它是合理的。你比如说在农村的土地上建的房子，它肯定有问题，整个的排污、上下水，整个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它肯定是落后的。所以，从长期来看，一定要通过土地制度、征地制度等相应的制度创新变革，使置换出来的土地，通过重新规划能够进入市场，进入整个城市化的进程。

　　经济观察报：宅基地私有化是不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你说小产权房可以卖的前提就是承认它完整的产权，也就是说，是宅基地私有？

　　蔡继明：是第一步。农村宅基地先私有，这是最容易突破的。

　　经济观察报：宅基地私有是这个课题形成的一个共识，那么今年的政协的提案中还会包含什么内容?

　　蔡继明：我们想在提案中会有这条，就是我们想要提出，从长远的制度变迁来看，农村的土地还是要私有制。然后，城市的土地要实行多元化。农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耕地，一旦进入市场就有可能是卖给你了，或者是租给你了。如果是租，城市里就可能同时存在集体土地和私有土地，原来的单一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就要突破。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要从土地增量上破一个口，要实行多元的土地所有制。再进一步看，将来城市的土地，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是国有的，非公共利益需要的一定可以实行民有。

(经济观察报）

不完整的城市化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同时也保持了三十年的高增长，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文贯中:从内因来看，我认为中国三十年的增长首先源自对资本、人力和劳动的放松管制；其次民营资本的权利逐渐自主与自由市场逐渐合法化；第三，政府不再着迷于革命，而是积极参与经济发展。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那么高，7%、8%的增长率就差不多了，不一定非要10%以上。今后，政府可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要再将经济增长当做对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法治的途径，保护社会的安定和公共财政的正当运用。如果没有基于法治的安定和必要的公共财政政策，就很难做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从外因来说，中国搞改革开放的环境很好，国际市场的规则是现成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技术也是现成的，连从欧美到东亚的广大而富裕的市场也是现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开放，以较小的代价，就能比较快地发展。

《中国经营报》:现在看来，改革的经济成绩有目共睹，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力度越来越大，不少问题也暴露出来，你如何看待转型中的这些问题？

文贯中:中国对WTO的承诺让中国变成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因此，中国不会从全球化的路径退回去，但中国不一定能够再像这三十年来那样去利用全球化。世界实在太小了。当年全世界仅仅是吸收一个日本的出口都发生很大的困难，而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最终可能会有15亿到16亿人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模式，我并不认为世界永远有能力消化中国的巨大出口。中国应该改变目前的模式，通过增加内需拉动增长，这是唯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服务业应该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但发展服务业的前提是城市化。城市化要能持续地进行下去，住房成本相对人们的收入必须逐渐下降而不是上升。中国现在发展服务业的制约因素就是高昂的住房造成的城市化成本的急剧上升。可是没有人口的集中，服务业是不可能搞起来的。而发展服务业的好处是，不会导致贸易摩擦，因为服务业的产品主要是非贸易品，大多在国内消费掉了。除了尖端的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业以外，服务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吸收劳动力，能够吸纳大量就业，而且能耗低，不太影响生态。在美国，农业只吸收2%左右的劳动力，制造业的产值尽管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但吸引的劳动力是14%，而且还在逐渐下降，服务业却吸收了84%以上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上升。如果中国服务业能够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能多吸收几千万剩余劳动力。

《中国经营报》:中国改革三十年其实也是城市化的三十年，这也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潮，你一直对此保持关注，怎么看城市化对于转型中国的意义呢？

文贯中:1960年以后，中国走了一条反城市化、反全球化、反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后，这个错误的方向被纠正，城市化的速度迅速变快，这带有对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失误补课的性质，但仍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产生不少问题。首先，农村中18到25岁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去城市走了一圈，25岁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来定居的人不多；第二，虽然东南沿海的很多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了，但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对象应该是中西部的农民，由于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这个过程难度会很高；第三，三十年来，由于中国的土地制度的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别是住房成本。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能不能保持同样的城市化速度？我认为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变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城市化。任何城市要扩大，新兴城市要崛起，都涉及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征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化的土地供应完全由政府垄断起来了。这样的后果非常严重，除了城市化的代价越来越高外，政府也越来越忙。而且这样一来，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几乎是无限的。

城市化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剥夺农村，实现自我现代化。城市化的意义就在于它尽可能多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城市化做不到这一点，这样的城市化就没有意义。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

《中国经营报》:这场城市化背后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民，有人曾说中国问题实际上还是农村问题，顺着这个线索，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土地制度？

文贯中:农业的特点要求农民主要通过土地规模的扩大才能取得一份平均收入，但由于户籍制度，中国农村户口仍在增加，而农业用地因城市化等原因还在缩小。所以即使没有歧视性政策，农民的收入也很难增加。

但是，如果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出售土地时就能拿到一笔财富。买进土地的农民可以先把地契押给银行来获得贷款，然后立即偿付给出售土地且已经在城市里定居的农民。由于买进土地的农民每年要去还银行的贷款，金融业也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土地，而土地私有化是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需要一场土改。

《中国经营报》:关于土地私有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比如游民，比如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比如城市爆炸，你怎么考虑的呢？有人认为农民应该留在农村，否则我们的乡土生态将完全丧失，你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文贯中:一些人想象中最坏的状况是，农民把土地卖掉后就去赌博、大吃大喝，把卖土地的钱几天就用完。这样的说法好像每个农民都是白痴，都不考虑以后的日子。这种人有，但很少。政府可以做教育，劝告，还可以规定私有化之后的第几年才可以买卖土地等。

也有人说城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我不这样看。每个城市的边界由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决定。由于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在扩大，边际效益曲线可以上移，边际成本曲线可以下移，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上一些城市的人口早就达到千万了，在21世纪高科技化的条件下，中国的有些城市搞成2000万、3000万应该不成问题。在某个城市的规模达到均衡点后，在均衡点之外的人口就会到另外的城市去发展了。所以土地总是有的，只要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搞对了，城市化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的。因为东南部的地价实在太高了，支撑不了很多工业，也支撑不了所有的人口发展。

我对主张把农民留在农村的人的回答是，如果他们向往田园生活，他们不妨自己去试试，但为什么非要整个农民阶级陪他们试验呢？目前的这种土地所有制显然不是出于农民的自愿，这种制度安排也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宗旨。现在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难道不应该把本来属于农民的财富还给他们吗？城市化通过高度集中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会留给中国更多的乡间，更好的生态。城市里的人则享受集聚效应，分享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中国现代化的成本。

《中国经营报》:你的观点还是希望农民通过土地私有，某种程度上获得进入城市资本。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更为重要，考虑土地私有化的人很少。

文贯中:户籍制度当然是农民进城定居的很大障碍，但要我选哪一个是更为主要的障碍，我还是选土地制度，因为土地制度决定城市化的成本。我去过巴黎、伦敦、墨西哥城，开罗等城市，并曾经居住在纽约附近。这些城市都有大面积的贫民窟。那儿的居民很多是非法移民，连国籍都没有。可是因为土地是私有的，使得他们可以先从居住成本很低的贫民窟开始奋斗，慢慢上升，改善自己的境遇。

最理想的是同时实现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改革。经济自由的前提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现在流动是允许的，但对定居存在很多限制，农民待不下去，很多人就回流。原因到底是户籍制度还是土地制度？我认为如果土地私有了，包括城市郊区的土地，那里的农民肯定会出于自利的目的接纳外来民工。上海以前所有土地都是私有的。1842年外国人进来以后，他们先是购买土地，建设租界。由于战乱，有很多人涌入上海避难。在土地私有制下，几十万、上百万的难民为什么就能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城市外围的农民通过出租密集性的、低成本的住房，帮助他们留在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充满活力，最终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即使现在上海还没有完全恢复这几个中心的地位。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有没有考虑到操作层面的难度呢，土地私有化需要什么条件？我了解，支持你的观点的经济学家不是很多，即使在留美经济学会中。那么土地私有化这个药方可能包治百病吗？

文贯中:其实很多海归经济学家是支持产权的明晰化的。但有些经济学家回来以后，实行所谓的自我审查，反倒不太敢说话了。现在反而是法学家、政治学家站出来，支持产权的明晰化。如果经济学家继续这样，就会越来越不受到民众的欢迎。但经济学家也不能只说民众想听的话，经济学家应该坚持真理，经济学里可能有些共同的规律，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不管你要听不要听，不管你是谁，经济学家都应该坚持说下去。

有些不支持我的观点的人，我并不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所以我并不在意。其次，有些人从城里人的角度看问题，觉得能够廉价拿到农民的土地的话，对城市化也不坏。如果他们深思熟虑以后，或者不再有所顾忌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支持我的观点。

我希望大家首先从经济理论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讨论土地问题。一味地说土地私有政治上不可能，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过了几年，政府迫于经济规律说可以实行了呢？大家应该意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就是把产权界定清楚。从这点来看，大家没什么理由要反对土地私有。经济学家不应该先考虑政府是否会同意某种经济主张，而是考虑经济规律是否支持这种主张，并把规律性的东西告诉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来决定什么是经济规律。中国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但是否有中国独有的经济规律呢？还是只有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寻找自己的经济规律时，往往受到世界共同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例如大跃进、公社化、闭关自守。我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有足够的诚实去告诉政府不能无视世界共有的经济规律。

市场机制是避免饥荒的充分条件

《中国经营报》: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会出现大规模兼并，可能会出现拉美化趋势，你对此怎么看？东亚国家大规模地补助农民的模式是否可以借鉴呢？

文贯中:拉美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从殖民地时代就形成了宗主国贵族及其后裔天然拥有很多土地。拉美的土地分配极为不均，使大量的无地农民十分贫困、愚昧，很难再跟上现代化，我就很怕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认为不搞土地私有化就会拉美化；我们现在面临急剧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只要土地私有的起点是平等的，每人有块土地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拉美化，而是东亚化。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内地土地改革的时候，也搞了一个土地改革，他们的办法比较温和，给地主的土地比一般农民要稍微多一点，剩下的土地则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被国家赎买,然后卖给无地或少地农民，每个人都有地契。因为有土地作为资产，再加上城市化，农民有利用土地资产获得收入和财富的途径。

中国内地则很不幸，农民承担了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失误的代价。改革开放前夕大部分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的状态，素质也比较低。政府从2004年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与补助等，但城乡间的基尼系数还在恶化。现在东亚一些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0.3多一点，中国现在都快逼近0.5了，使人十分担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本来是掠夺农民的，但现在也慢慢走到补助农民的路上去了。如果补助一旦长期化，以后再要废除很困难，成千上万的农民会来跟你捣乱，就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为了搞自由贸易区，不得不取消农业补助或保护时所面临的局面一样。所以，我主张要素充分流动，不鼓吹补助这种模式。补助只能是定向的，最好是补助农民的教育。教育能使农民子弟具有很强的人力资本和自信心，今后不需要补助就能留在城市里。当然我不反对少量的补助，把局势先稳定下来，但根本的途径不是补助，而是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这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办法，而且也是从制度上补偿农民从集体化以后蒙受的损害。

《中国经营报》:灾难从未远离中国，比如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阴影也许会永远遗留在不少中国人的生命中。作为饥荒的亲历者与重要研究者，你的解释与其他研究者有所不同。你曾经谈到公社食堂等制度安排设计，让我想到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饥荒问题的研究，他认为饥荒的产生机制与制度、权利息息相关，你与他的观点有什么异同呢？

文贯中:从经济学上来讲，出现饥荒要么跟生产有关系，要么跟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被剥夺有关。大饥荒时，中国的城里人不管多穷，他有粮票保证，所以死亡的人特别少；但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大批大批地死亡。粮食征购过重的解释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不成立，但在局部地区成立。1953年和1956年这两年的征购比例，跟1959年是差不多的，但是1953年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粮食是农民自己在掌握；公社时期，所有粮食先要进入公社食堂仓库，还要发动民兵到各家各户搜余粮，搜出来要惩罚，农户的所有粮食要交公，厨房要砸掉，铁锅拿去炼钢，按规矩所有人都要在食堂里面吃，吃还是不吃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取消家庭自己消费的权利。粮食完全控制在公社食堂里面，这又导致饥荒时的贪污与后来的四清，解决的方法还是搞包产到户。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董辅礽跟外国友人交流，我作为翻译在场。他说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农奴制，我很犹豫能不能直翻，他说“你尽管翻译，没事。”外国人第一次听也以为听错了，我又再复述了一次。他觉得一个中国人这样说很令人惊奇，马上记下来。我并不认为中国故意搞农奴制什么的，但从经济上分析到底的话，只能说公社制实质是农奴制，它对人身的各种限制，从水平移动到垂直移动，哪里都有限制。现在我们把这一制度一层层剥开来，大家看到非常严重的异化。

森认为在民主制度之下，绝对不会发生饥荒这种事情，我认为他这个条件肯定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搞成民主国家，但饿死那么多人的国家很少。如果尊重各个家庭的基本权利的话，粮食就应该分到各家，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我后来总结，市场机制一定要保存。因为即使官僚机构里面有虚假的情报，但只要市场在起作用，市场对价格的反映还在那儿，就能调整供与求的关系。而当时供与求已经被扭曲了，市场都关闭了，不准任何市场交易，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当时一些科学家也乱说，比如有人说现代人类能够利用的光合作用只是潜力的百分之几，如果充分利用，一亩地是可以生产出几十万斤粮食来的。那时有一幅胖小孩坐在稻穗上的宣传照，很有名，成为中国人不诚实的代表作。

可邀请好友而不是同事陪同前往。首先，坦诚直言相告自己的劣势，出于诚心和对被邀人的尊重同时尽兴，特请好友陪同，开场白可用低度酒敬酒：1示敬意 2谢体谅 3示歉意 4望尽兴 过程中，可不停的敬酒，语言到位，有时也是女性的优势，至少不会像男士们那样伤身。

每个业务都有自己的风格，小鸟依人型的可以软声细语的直接示弱，找个能喝的同事或者哥们代劳；否则，就算有朋友做陪，相信客户也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最好可以安排饭后活动，把客户的兴致往后推，尽量在吃饭时候搞定工作。好吃好喝之后，对有意恶搞的客户在随便通个电话之后趁早闪人，第二天主动打电话说抱歉。

，业务是相互的，不用委屈求全。
难缠的客户只能靠机智，能说会道的人很能干也很辛苦。

第一，要求的是酒量。这也是要培养的，做业务不管是男的女的，都要喝点。。。

当然，如果没有酒量的话，你可以找个酒量好的和你一起去，或自己在喝酒上找点小技巧，没人看到时洒酒之类的。

第二，需要胆识。客户不见得让你喝多少。主要想看你是否够豪爽。他们也是不想把你灌醉的。有时干一杯效果会很好。

第三，一定不能让自己喝醉，还是要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