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母亲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然而??”
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后半生，主要靠典当遗产和股票为生。他们夫妻两人都是烟鬼，有大烟瘾。由于挥霍无度，后来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
袁家倜两个姐姐命运也很悲惨。“很多书上都写袁克端有两子一女，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她们也是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婚后受虐待而死，很凄惨。所以我对旧社会，没有任何怀念。”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现在是无锡的博物馆。房子共3层，每层8间，只有姑父、姑妈和我3个人住，可佣人就有37个。司机、管家、保姆、清洁工??屋外还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袁家倜直到上初中都不会买东西。“那时我买东西都是姑妈领着，带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车就运回来了，他们会去账房拿钱。究竟东西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我们出门身上从来不带钱。”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虽然袁家当时已走向没落，但她说，“讲实话，那时候即便很难，随便卖点家里的东西，生活还是过得比普通人好，家里依旧连厨子、仆人、老妈子一共几十号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们也如此，一起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最初，我丢了两回手镯，两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丢过，让人扒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