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来的“*”，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袁家骝建议开西餐厅
在袁世凯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这位堂哥对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响。“堂哥的父亲袁克文，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风流，才华横溢。可惜晚年败光了家产。堂哥出国的路费和铁皮箱子，还是我和二姑妈送去的。”袁家倜还记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的身影，她当时也立志“要像哥哥一样”。
1987年初，袁家倜来到了深圳。已经63岁的她，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干就是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6年后，袁家倜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元。袁家倜印象很深：“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一个老人，有70万元的养老金，晚年可以尽享天伦了。但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她开了一家西餐厅。
“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5年。”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袁家倜，还是老板，还在拼搏。“现在竞争很激烈，要想常盛不衰，大要关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研究西餐的发展，及时更新菜肴，小要管理各项账目和各类人员，检查厨房食品、卫生……”她分析了“苏易士”不垮的秘密，“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
2003年，袁家骝去世后，将他和妻子的毕生积蓄，全部捐赠中国，这让袁家倜非常受触动。“我有时甚至说他抠门，请他吃个烤鸭，他会批评我三天。他和吴健雄在美国，中午就吃方便面，钱放到口袋都不知道花。哥哥在我这里住了7年，楼下是餐厅，这让他特别高兴，说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我照顾堂哥7年，他没给我一分钱遗产。他说，那样就把我害了。袁家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花花公子都穷困潦倒，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挥金如土。”
谈起自己的儿女，袁家倜说，“我不养闲人，因为我还在工作呢，从依靠家族到后期自己置办一草一木，我完全是自己拼出来的。儿女们也要自己奋斗，现在他们都有车有房，自食其力。”
袁家倜在天津蓟县先后共资助了20多个孩子，每批培养到小学毕业。现在，第二批已经培养到五年级了，每个孩子一年5000元。
采访时，袁家倜的小孙女跑来告诉奶奶，她大学毕业正准备出国深造，今天接到了中央团委和中组部消息，被选中去陕西做赈灾志愿者。袁家倜肯定地告诉孙女，“不出国，也要先去灾区！”
袁家倜把邓颖超在一次妇联会上的话，作为座右铭：“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越老越要争取政治地位。我现在体会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没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要是没有经济基础，问儿女要钱，不是很可怜？女人半边天，我既有政治上的荣誉又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是双赢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