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对服务型政府也是一种考验
文/魏英杰
高温天气说来就来，让人躲无处躲。这两天，上海再现38.8摄氏度高温，而且据说“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按照经验，地面温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正这几天中午开车的话，钢板热得烫手，烤鸡蛋都没啥问题。杭州那边，一天内发生几起轿车自燃事故，让同类车型车主心里慌兮兮的。
当然，高温不是用来烤鸡蛋的，也不仅考验人的耐热性能，更重要还在于考验政府应对能力。高温是一种天气，防暑降温却涉及民生。特别是近年来高温天气已成常态，政府部门能否及时应对，实乃检测服务型政府是否达标的温度计。然而不得不说，政府部门在这上面，理念还是有所欠缺，具体措施也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高温天气到一定程度，就是自然灾害了。这和暴雨、洪灾、干旱、地震没啥区别。既然如此，就不能单纯满足于拉拉橙色警报了事。高温也会热死人，而有这种可能性，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比如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开辟公共避暑场所，保障电力供应，等等。就说保障电力供应，不能说电力吃紧才想起来，早就该有所谋划。相对其他自然灾害，高温天气更可预期，如果频繁断电、限电，只能说明政府部门没上心。
这就要说到一点，政府部门往往没有将迎战高温提到政府重大议程范畴，而只满足于常规化应对。这主要体现在，相关部门职能过于分散，缺乏综合协调能力。比如，天气预报部门仅限于提醒功能，电力部门忙着供电，民政部门估计也就是排查排查情况。部门各干各的，事态一旦升级，难免穷于应付。这当然与既有的减灾思维有关，或者说政府尚未意识到，高温天气涉及重大民生问题，必须纳入重要工作议程。况且，既然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做好防暑降温这些“小事”，未必不比抓经济重要。
政府部门热衷于大搞经济，对于防暑降温等日常功能颇不以为然——不说本末倒置，这至少和现代型政府存在认识差距。这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也可窥见一斑。对此感兴趣者，或许知道1960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高温劳动保护法规。在这部条例里面，还规定夏季露天作业“应使用宽边草帽或斗笠和白色宽大的服装”，可见现行法规与社会发展的严重脱节。“高温立法”严重滞后，反映的就是对民生问题的重大疏忽。也因如此，近年来的抗高温措施，都是以文件通知替代正式法规。这样的做法，自然不无随意性色彩。
有的地方也出台防暑降温措施，但由于观念不到位，贯彻落实起来也就不那么得力。比如上海有规定，当气温达到38℃及以上时，除涉及国计民生、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基本生活等重要行业外，工作环境不能满足极端高温条件作业的企业，可视实际情况采取暂停工作和保证休息等措施。然而，由于缺乏硬性约束，人性关怀落不到实处，也就形同一纸空文。同样问题，也必然地出现在企业所应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一事。而且，往往越是需要制度保护的劳动领域——比如建筑工地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执行效果一般越差。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地方劳动保障部门。
高温不止是一种天气，而是关涉民生的重大事项。如何应对高温（灾害），对于各级政府更是一种执政考验——特别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导向下。有鉴于此，国家和地方应当像抗击其他自然灾害一样，提到重要的认识高度，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此外，还有必要整合政府资源，强化专门减灾部门的协调职能，做到事权统一，如此才能调动各种政府力量，共同应对灾害。今年发生多起自然灾害，有识者认为国家有必要专门成立“减灾部”，构筑减灾新体系。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有益思路。只是，未必就得等到“体系”建立，才对高温天气重视起来吧。
2008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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