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但地区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故步自封中。
“我真搞不懂，**的作品那么差，怎么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龚古尔奖/……）这是近两年来，在大大小小的文学论坛上常见的疑问。而在相关的回复中，总会有人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哪里是作家写得不好？是我们翻译的质量太差了！”
大陆每年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数量维持在千种以上。但是，“文学翻译大国”的光环，却遮不住译文粗劣、译者浮躁、批评缺位等问题。
香港著名翻译家黄邦杰先生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内地翻译队伍的后继者似有不足之势。真是一语中的。曾经诞生傅雷、草婴、王道乾等优秀译者的中国，如今几乎没有几个叫得响的翻译家。
内地出版社的急功近利也是造成翻译质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拿名著来说，许多国内的出版社喜欢炒作概念，追求短期效益。比如，在某个文豪诞生或逝世周年的时候，一窝蜂地出版此作家作品。这些重译本装帧精美，印刷质量上乘，但翻译质量与旧译本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有些最新的翻译作品，甚至差到让人不忍卒读的地步——“硬译”过来的文字，不但谈不上优美和流畅，甚至连读懂都很困难。
与翻译质量的每况愈下相联系的是目前译者的尴尬境况。
20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职业的薪酬都翻了20倍，但翻译的薪酬只翻了1倍。1980年代初期，译书的稿费基本在千字30元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平均翻译费也不过千字60元人民币。
著名的俄语翻译家草婴告诉记者，他的平均工作量是一天翻译1000字。“像我这样的译者，在这个时代是活不下去的。”
草婴说。对于现在的译者动辄两三个月翻译一本十几万字小说的速度，草婴并没有提出批评，反而说：“我能理解，靠翻译养家糊口很困难，只能依靠量了。”
问题在于，翻译还是一个对人的素质有极高要求的工种。一个外语系毕业的学生，甚至一个有海外生活经验的留学生，可以做大型会议的同传，却未必能胜任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要求一个人既精通外语，又有良好的中文功底，还要对外国的人文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曾翻译《杜拉斯文集》等名著的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许均认为，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忠实于原著，而这种忠实在吃透原著精神内涵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许均在翻译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为了准确地翻译原文中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那段文字，还专门阅读了解释巴门尼德学说的书籍。
除了扎实的双语功底和深厚的学养之外，翻译还要求译者有“灵气”。翻译是一种艺术、一种创作，而艺术创作总是需要灵性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一个优秀翻译家的必备素质。
一方面是低廉的薪酬，另一方面是超高的要求，无怪乎如今优秀的译者寥若晨星。
那么，出版社为什么只给翻译者那么低的稿酬？
出版“新名著主义丛书”的万语文化公司总经理金浩先生跟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出版一本译著，需付的版权费基本上在1000-2000美元之间，也就是1万元人民币左右；加上翻译费1万多元人民币；书的封面设计、装帧和印刷费12万元人民币。假定这本书的售价是20元人民币，印数是1万册，那么版权、翻译和印费的成本将占到总收入的40%。必须一提的是，现在的出版市场并不景气，许多书店要求的图书进价是书价的56折，而网*店更是低到4折。在这种情况下，一本译著的毛利相当有限，只有销量在七八千册以上才有可能赢利。但现实是，除了少量的畅销小说和经管类图书，绝少有一本当代外国作品能卖到万册以上。金浩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出这套“新名著主义丛书”，总共亏了200多万元人民币。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出版社自然不会给译者更多的稿费，更不会像西方出版社那样，给予译者一定的版税。出版社将原因归咎于现在的人们不爱读书，尤其不爱阅读深刻的文学作品上。这话也许没错。但问题在于，如此一来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读者的热情不高，出版社在策划图书时不敢冒险，开出的翻译稿酬无法吸引到高质量的译者，翻译出的作品质量低下，读者就越来越不爱读翻译作品了。
这样的循环进行到一个程度，造成的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情况。一些爱书人感叹于现在翻译质量的下降，而众多不知情的读者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那些作品的原作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现在国外已经没什么好作家了，海外的东西，不值一读，不必阅读。
这是真正的危险，是国内文化界必须正视的翻译危局。百年以来，中国大陆上曾经掀起过两次翻译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2030年代，通过严复、梁启超、鲁迅等翻译大师的努力，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洪堡的大学观、罗素的哲学被介绍到了苦难深重的中国；第二次是1980年代，《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名著的开禁，让刚刚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人呼吸到了新鲜自由的空气，看到了一个个原先被屏蔽的世界。而现在，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但地区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今天，翻译的状况却让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新式的、自觉自愿的闭目塞听与故步自封中。
订阅到
鲜果
抓虾
谷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