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经济谈经济看上去很美，一旦价值观缺失，无异于自毁前程，正如管理的“三个层面”所说的，知物理、明事理固然重要，一旦人理不通则万事休矣。同理，也从来没有单纯的商业，也不能就商业谈商业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问题：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

这个问题原本是由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理性利己主义”思想家安·兰德博士（Ayn Rand）在1961年提出的，并在随后与她的继承人伦纳德·佩柯夫博士出版了同名专著《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兰德博士针对人们用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道德伦理把商人视为自私自利的“邪恶奸商”的情况，鲜明地主张理性利己主义，公开倡导“自私是美德”；正如佩柯夫博士所说的 “从本质上说，美国是有利己主义者所创建。开国之父们预想的这片大陆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也就是一个自力更生者、个人、自我、‘我’的国家。然而，如今，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相反的观点。这就是你必须做出的哲学选择。”因此，他们认为，“商人必须是世俗的，他们关注物质利益。从支配生产线的物理规律，到冷漠严酷的财政账户之事实，商业都是一项注重实利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不可能存在商业的另一个原因：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包括俗心，都被认为是重大的罪恶。”

如果仅仅了解到这些，你会倒抽一口冷气：这不就是华尔街推崇的“贪婪哲学”吗？难道是他们的思想的源头？你如果再看到一些文献，说某著名的华尔街投资大师在其经典著作里热捧兰德博士，连风光无限的格林斯潘先生也在《纽约时报》*评推荐兰德的书籍，那么，你基本上已经把兰德进行给“判刑”了。我15年前在香港看完电影《华尔街》之后，变觉得周身不适、思索了近一周，后来又找来碟多看了两遍。放眼望，香港一片红尘滚滚、灯红酒绿，商界各类人众、甚至普通民众也都是实用、趋利，趣味寡寡。渐渐地，我发现，所以对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华尔街大鳄感到可怕，是因为他非常真切地帮我撕下了商人们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还原了他们倡导“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生活理念的真实面目。作为一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部队大院里出来的“干部子弟”，一直没有停止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未曾忘记“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古训；是怀抱着“产业报国”的理想下海经商的，换句话说，骨子里是鄙视那些自私自利者和唯利是图者的，内心深处就认为“贪婪是恶的”。所以，当我了解了华尔街把“贪婪”当作社会进化的动力和企业生产力的解放者之后，可想而知，对我的观念冲击有多大。虽然我始终不能接受它，但因此更加了解了美国、更加了解所谓“资本家”的逻辑，一下子反倒认为那帮“可怕的”家伙们不那么可怕了，甚至于变得“可爱”和可笑起来了。也许，正因为如此，直到现在我也对那些“金融家”、“投资家”们兴趣缺缺。记得去年，金融风暴开始席卷全球，美国的银行巨头、尤其是投行巨无霸们陆续倒下，金融丑闻络绎不绝的时后，受邀前往重庆参加商业部和重庆市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并受到薄熙来的接见。那些投行的中国代表基本上都出席了会议，虽然他们依然是主角，但发言时看不到昔日的万丈豪情以及指点江山的神色，却多了几分谦虚和谨慎。难得啊！我傍边有位本地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老总，由衷地感慨。我对他会心一笑。倒是那些前来引资的重庆市大型国企的负责人们显得很傲慢，主持人说散会后你们留下来互相接洽，但他们简介完公司及项目情况之后，基本上都开溜了。我当时觉得奇怪，认为挺满意礼貌的，后来还是那位高科技的老总给了我指点，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而且比这过分多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我们发现他说这些话时，丝毫不掩饰某些“报复”后的快意。

如今，似乎全球的金融业都遭到了“报应”——中国的除外，不仅没有变得灰头土脸，反而意气风发，纷纷干起“趁火打劫”的生意。反倒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商人们，一个个荣登“富豪榜”之后，便摆脱不了“黑幕”、诉讼、牢狱等的魔咒，尤其是那些首富们。人们又不得不换一种角度去问兰德博士的问题了：商人们到底缺少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兰德博士又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她说，商人们固然热爱财富，但是如果依据其财富的来源和获得财富的方式划分，你会发现，一些商人在热爱创造财富，另一些人则热衷于挥霍财富；于是，兰德博士把他们称之为财富的“创造者”和财富的“占有者”。她赞美前者，而蔑视后者。她认为，“财富的创造者是发现者，他将其发现转换成物质产品。…最为重要的是，财富创造者是发明者和革新者。他的性格中最明显缺失的品质是顺从。…对财富的创造者而言（对艺术家也是如此），工作不是一项痛苦的义务或者必要的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生产活动是本质，是存在的意义和乐趣；这是充满活力的状态。”而反观那些财富的占用者们，或许可能成为政治家，或者是“寻求捷径的商人”，或者“通过政府恩惠而变得富有”，因此，他的“本质特征是其社会依赖性”，“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得到一份由他人创造而自己不劳而获的财富份额。他寻求变得富有，但不是通过征服自然，而是通过操纵他人；不是通过智识努力，而是通过社交策略。他不生产，他在重新分配：他只是将已经存在的财富从主人的口袋转移到自己的口袋。”

所以，“只有财富占有者才雇佣私人广告人员，才为了吸引公众注意二故作姿态。只有财富占有者才以粗俗的方式炫耀、展示自己的财富，渴望‘威信’和关注，迫切地赖在咖啡馆社交圈的边缘不走。财富创造者并非如此热衷于财富。对他来说，财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拓展其活动范围的手段。大多数财富创造者对奢华的生活漠然处之，他们是生活方式与其财富相比，其简朴程度令人吃惊。”兰德博士说，她为此专门请格林斯潘先生大胆地估算，美国商界里，那些真正地财富创造者到底占多大比例。“他思考了片刻，有点伤心地回答：‘在华尔街——大约5%；在工业界——大约15%。’”

其实，兰德及其后继者们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真正的商人是需要对三个哲学问题给予解答的。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存在什么？你是如何知道的？你应该怎么做？”围绕它们，存在两种不同的答案。美国的开国之父们的回答是: 存在什么？——答曰：“在这个世界，也就是大自然（上帝只是一个旁观者）”；你是如何知道的？——答曰：“理性是人类唯一的先知”；你应该怎么做？——答曰：“追求你自己的幸福”。而大部分固守“文化传统”的人们回答是: 存在什么？——答曰：“另一个实在”；你是如何知道的？——答曰：“依靠信念”；你应该怎么做？——答曰：“为社会牺牲你自己”。

于是，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是：资本主义、自由和个人的权利。“这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国际和平、商业智慧的兴起，从而导致工业和繁荣的急剧增长。”后者：“对资本主义的加速瓦解及其所有征兆负责：逃亡政府践踏个人权利、经济混乱的不断增加、全球种族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从而使商业受到持续和系统的攻击。”

所以，为了避免商人的灭绝，他们呼吁每一个商人都必须做出“哲学选择”——因为“你最终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些问题”。

当华尔街推崇的“贪婪哲学”崩溃，引发全球至今未果的经济大危机，我们的商人们更加需要回答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了：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对于上述三个根本的问题，是到了给出自己的答案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