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8日，随着又一颗20世纪质量巨星——朱兰博士的陨落，使得21世纪的质量天空越来越出现无明星化、无焦点化和通俗化的特点。朱兰博士以其103岁的高龄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成为后代的丰厚遗产和美谈。如今我们铭记他对现代质量管理的杰出贡献，将不会吝啬地认可：他作为现代质量之父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质量协会（ASQ）曾经为大师做过2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是在他80诞辰时做过一次巡回演讲；其次，是在大师百岁的时候，做过一次纪念活动，目的十分简单，就是为了使这位“首席质量架构师”的思想和方法能够得到传承与发扬光大。
确实，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红白喜事”之说，朱兰博士的仙逝，起码从他的寿星之身平静地走完灿烂人生而言，对他的家人和我们这些后人可以感到一种欣慰，而对质量界来说，也不啻为另一种欣慰：伴随着巨星的陨落，往往意味着打开了新星冉冉升起的机会之窗，意味着变革与创新的开始，意味着将会出现业内将会出现短时的不安与新的整合。
原本，在企业界是没有什么界限或门派的，遵循着绩效为王、优胜劣汰的规则；随着网络经济及其技术把世界变平之后，人们面临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各种技术和方法越来越融合——所谓创新，实际上是这种变化的倡导，以及合理化大旗下最好的理由。但是，有一股暗流是要引起大家充分的注意的，那就是“冷战思维”有你没我的二元心态，不仅表现在当今的政治界，同时，也表现在全球的质量界。如果说它是一种封闭心态和思维的体现，那么，欧美政界、尤其是媒体界对中国和俄国的敌意，特别是这次对“西藏*”事件，将这种偏见与恶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当今世界以多元对抗二元，其意义自然不可估量。同样，就质量而言，朱兰博士的离去，理论上应该具有推到“柏林墙”的含义，有助于打破内部狭隘的壁垒，有助于拓宽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的目光，更加有助于加快各种方法与思维的融合。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朱兰博士对于克劳士比先生是一直“不接受”的，认为他是一个来质量界“瞎捣乱的坏小子”，曾经发动业界人士掀起“驱克”活动，用克劳士比先生自己的话来说， “我很尊重他，但他从来没有放过批判我的任何机会”。但对于克劳士比先生这种企业家出身的质量大师，企业是张开双臂、趋之若鹜的，再加上克劳士比先生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经营自己的机构——“克劳士比学院”的巨大成功（全球第一个上市且在36个国家阿勇6种语言提供服务的教育和咨询机构），以及受到“财富500强”一半以上的追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大了“理论学派”对“实践学派”的嫉恨与排挤。后话自然不用说了，美国质量界渐渐形成了“冷战思维”。好在，欧洲的几个质量大国之间没有出现这种“流感”， 而日本也因为戴明博士的主导作用，而变得多元化，起码是戴明--朱兰--克劳士比和石川馨的四分世界。
而在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在企业界形成多元化的局面，而且，越来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然而，质量界的“遗老遗少”们依然发出迂腐的尖酸味，并利用企业界对质量的缺失，而拉山头、树门派，发出误导信号，从而达到私己的其他目的。
俱往矣！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中国的崛起，一定由“中国品质”作为表征。这就要求我们全体质量界人士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第三方力量”，认真研究中国企业的实践，发展一种既中国化、又具普世性的“中国品质理论”，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应该是我辈值得付出终生心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缅怀一代大师，不仅是为了纪念与传承，更是为了扬弃与创新；不仅是为了质量界，更是为了企业界；不仅是为了美国品质，更是为了中国品质和世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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