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看《赢在中国》，越到后面越精彩，特别是商业实战其中一队输了之后，就开始淘汰选手，于是要被淘汰的对手开始拼命开脱自己指责他人，很象杀人游戏中一个个真真假假的呈词，气氛越来越紧张。评委的点评也是针针见血，绝不留情面。其实真的是难为评委的点评，讲重了似乎没有必要吧，隔靴搔痒，也能让明眼人看出不尽职。
《赢在中国》，确实让人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很感谢评委的火眼金睛，付出多年的功力点拨、点破后生，赋予一个电视节目非常真实的市场环境，相信参加的选手都得到很多的锻炼。
能最终晋级的人毕竟不多，失败者一个接一个被迫退出，引起了电视内外不少的讨论。我们对场上失败者的争论我觉得意义也不小。
特别是这次商业实战第四场杨俊平、李安晋级失败。从现场的电视播出来看，杨俊平、李安两人失败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杨俊平的做法明目张胆，在镜头前暴露无疑，这让他在被淘汰后赢得了无数落井下石的指责。”在这里，我也无法确定杨俊平是否就是现实中的表现在现，单从现场的电视播出来看，我相信杨俊平在赢在中国上是得不偿失，甚至会马上影响到他做的事业，几乎大家都不会再与这样的人打深的交道。即使杨俊平现实当中不是电视上所展示的那样，《赢在中国》也是一个放大镜，让他的缺点放大许多。所以生死《赢在中国》间，所以生死就在一瞬人生间。
李安也是失败者，但我觉得他在赢在中国上是得到比失去更多，因为还会有人会与他做生意。但非常可惜，他没有在现场非常直接承认自己的错，知耻近乎于勇，近乎于智，近乎于慧，如果他直接承认自己的错，说不定评委还会留下他，是他自己淘汰了自己，人生路上多悲苦，但很多时候不是事件的本身伤害了我们，是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伤害了自己。联想到自己很短创业时间里面的失误与失败，在特定的时间与事情里面，我也很难做到不替自己辩解。今天是我在看别人表演，同样，别人也在看我表演。
毕竟是隔着电视在看，即使在现场，我们得出结论可能不是这样，电视的播出很象历史，谁能准确说出谁是谁非呢！但很多事情就像当年的岳飞与秦桧之间的历史事件，最终历史结果就是秦桧夫妇被人铸成铁像跪拜在岳飞面前。我们且不说《赢在中国》杨俊平、李安晋级失败是否真实本性所致，但可以看出一点，有的人为了目的失去太多，包括人品，有些人是因为才能而失去成功但不失去人品。我希望将来更多的创业者在《赢在中国》这个平台展现自己最后被淘汰的时候，能有更多的勇气来直接承认自己的失误，同最后晋级成功获得风险投资这个目的相比，这份勇气，这份智慧，这样坦荡地对待人生，比获得风险投资更有价值，更值钱，不然即使你能侥幸获得投资，也不过是饮鸠止渴。在没有自身品质的保证下，风险投资是一服毒药，而不是一服补药，更不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救命丸。
冯仑说，承认失败是男人的成熟，我觉得这是有前提的，就是在保证人品的情况下，因为没有人品的人是不会承认失败的，因为都是别人的错。如同崇祯上吊后留下遗书：“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多么委屈、多么真情、多么荒唐的告白啊！
历史每天都在重演啊！
附：王冉《从魏东先生的意外身亡说起》
四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涌金系的魏东先生“意外身亡”了。我第一时间几乎没有反应过来魏东先生是谁，直到他说出“涌金”这两个字。
应该说魏东先生在A股市场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但由于我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数，我以前对包括涌金系在内的所有这个“系”那个“系”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从未谋面，业务上更不会有任何交集。不过，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魏先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不幸，虽然不曾相识，我还是为魏先生及他的家人感到十分的痛惜。
根据魏先生的遗言，他长期受到强迫症的困扰，造成失眠和抑郁，而近期外部环境又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我想，我们都应该尽量去理解他的痛苦。
我下面要写的话不是针对魏先生本人，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完全不认识他，因此更不可能了解他压力后面的真实原因。但我隐约觉得，魏先生的命运其实和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曾经在市场中呼风唤雨的人物，这些人物后来有相当一部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陨落和谢幕了。这显然不是偶然，其背后应该有着十分深刻的体制原因。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或者准市场经济。两大转型产生两大风险：前者容易造成公私不分（或者分割失当），后者容易导致钱权交易（或者其它形式的权力寻租）。
这两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当时那个体制的系统风险。在二十世纪末互联网浪潮到来之前，凡是想在商场上做点大事的人，无论他们本意上是否想钻法律的空子，事实上他们都很难绕开这两大风险。
那个时候的商业成功与商业智慧没有太多的关系，它20%取决于比别人稍微超前一点的市场意识，80%则取决于在所有制转型和市场转型这两个维度上突破原有体制束缚的魄力与胆量。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一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程度几乎与他所承受的政治与法律风险（而不仅仅是市场风险）成线性正比关系。所有做大了的企业家，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想找，几乎百分之百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某种“原罪”的痕迹。
那些依靠所谓转型中的“中国国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的人，很多也曾有过让自己彻底“漂白”的机会。不过， “漂白”在还来得及漂白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它往往需要在手腕并没有受伤（或者顶多只是轻伤）的情况下壮士断腕，需要把本来能够直接流向自己腰包的现金流引向公海，需要在看起来并不需要开始新的艰苦跋涉的时候收拾行囊重新上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刚刚享受过辉煌的人。成功是飞机上发的遮阳眼罩，可以遮住双眼给意识催眠。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曾经帮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企业家同时也成为了转型过程的牺牲品。这不仅是当事人的悲哀，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悲哀。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张朝阳、李彦宏们的出现，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创业机会无需借助我们体制方面的国情，有越来越多的阳光企业家不再需要依靠人为的“硬关机”进行“漂白”。
明天是五四青年节。除了给我们公司的所有同事多放一天假以外（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保持青年的心态和体魄），我也想在这里给有志于创业的青年朋友们提个醒：
1. 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往往不取决于体力也不取决于鞋，而是取决于视野取决于路。
2. 走大路也许会绕远，但是绕远永远比走丢要好。
3. 对创业者来说有两样东西特别害人，一个是所谓的“国情”，一个是所谓的“资本运作”。无论以前或者以后有多少人靠“国情”和“资本运作”发了财，我们要记住：它们和现在男人们说“我爱你”一样不牢靠。
4. 重要的是找到一件能够让自己兴奋、同时对社会有益的事，把它做好。事儿做好了，资本自然会来“运作”；事儿不靠谱，再高级的“资本运作”就不可能靠谱。同时，这件事儿最好不要太依赖所谓的“中国国情”；即便有依赖“国情”的成分，也只能是依赖市场方面的国情，而不是体制方面的国情。
5. 企业透明，才容易做大。企业阳光，才可能长久。
6. 你不需要拥有10个上市公司平台，你只需要做出一个微软、通用电气或者伯克希尔-哈撒韦。
最后，愿魏东先生安息。我相信，善良而勇于担当的魏先生一定不希望看到未来中国的创业者们像他们这代创业者那样承受太多本来不应该由他们来承受的压力、苦闷与彷徨。
祁勇
akesaw
位水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