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我是经常跑企业的，你刚才说几个数字我都可以提供，前几天我在上海，中国最好一个电器开关厂，他一年交利润交2、3个亿，我说你员工的工资能发多少，7000万，所以你算一算，你刚才说是占GDP的量，占企业利润的化，更小得可怜，你看他是企业的利润把工资成本、原材料成本都扣除了以后净剩的利润，你看企业员工所拿的成本，在整个企业里面，劳动成本占多小的比例，这个比例我还看到一个数字，西方国家企业资本拿的利润能占20%多，劳动工资拿的利润能拿起30、40%，我们国家现在恰恰相反，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劳动和资本的收入是最典型的国家了，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我们把这个现象抽象的说就是企业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太悬殊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提高点劳动工资，提高劳动工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企业我到那看，各个职工都有轿车。他这么个发工法，他的企业员工还都有轿车。就是说这里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我们中国的劳动工资是不是被我们国家其他因素逼的，逼成这个状况，他把2、3个亿的利润交税交上去了，7000万的劳动工资，2、3亿元的上交税收，如果把这2、3亿元划到工资里去，所以说牵扯到一个很大的宏观经济的问题。财政消费占我们国家的30%，我们的劳动收入占10%几，如果整个颠倒过来的话，那就是财政收入大大减少，这是一个重大国家消费结构的变化。所以说，我思考的《劳动法》是国家的结构，收入分配，财政收入这是一个大的结构问题，财政收入减少1亿元，增加到劳动收入当中，那劳动收入直接就上来了。我想我们都是搞经济的，因为我经常跑企业，有些企业劳动工资的比例简直是太低了，但是你把这个扭转过来，我还不知道我们政府怎么支撑，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政府的税收的制度的问题，还有一个税制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的利益格局的争夺，现在很多企业上交的税收相当高。第二个，另外一种企业就是他竞争非常激烈，有一个IT企业的人讲，他说现在IT竞争非常激烈，一台电脑的利润只有50几元钱，说企业利润相当微薄的情况下，不得不压低工资，这是由什么原因导致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IT行业没有核心技术，大头的利润全叫人拿走了，我们拿一些微薄的加工成本，这使我们国家倒退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我现在必须说两种企业的现状，好企业高利润的有，但是坏企业也有，它的确是在相当情况下不断的压力企业的成本，他没办法，他直接跟员工交待，我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如果想拿钱，我们支撑不了，怎么办，他还是一个北京优秀企业家，中关村的，也是一个IT行业的，他们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假如我们的劳动收入提高的话，那这个企业就完了，这是一种情况，中国今天出现马克思当年那种很残酷，剥削的现象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由于我们的产业战略，我们放弃我们自己核心的东西，所以跟我们大的发展战略有关系包括黑砖窑，所以我总结中国是三个层次的社会，第一个是黑砖窑，山西的，那竞争是最激烈，最残酷，最低级的。第二是华为的层次，企业和员工搞对抗。第三是阿里巴巴层次，你们如果看报道都知道，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了，一上市融资120亿，这回呢，阿里巴巴的员工全都富了，一下冒出一大堆百万富翁。
阿里巴巴是十分民主化、平等的，我们分析一下阿里巴巴，就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非常不均衡，所以像你们这样制定法律的，充分考虑这些现实，一种是像黑砖窑，本来就没有利润，这些小蚂蚁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残酷的竞争，所以中国现在是水火几重天，所以我们在中国社会的人，非常有感触，我前几天到一个南方的企业，这个企业效益很好，下面员工还告他的状，总之，当前这么一个状况，我非常赞成常凯先生这么多年做的努力，我和常凯先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觉得中国有这些学者为弱势群体说话，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劳动合同法这一方面取得这么大进步，我想还是必须要努力的，常凯你们这帮人包括我们，刚才常凯说了就是为劳动者说话的，如果是为资本企业那就叫资本法了，我最大的自豪是假如中国的劳动权利正常起来，强大起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大的发展战略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都是一个挑战，它带来的改变不是一个基本劳动者利益的改变，它改变中国的形象问题，进出口调整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政府财政与社会消费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模式和结构已经非常畸形化了，必须要调整，别看小小的《劳动法》这是一个跳杆，我们利用这个来打破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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