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刑事诉讼法》修改学术与实务研讨会 仲大军（著名学者）发言
宗旨：通过修改和完善《刑事诉讼法》，达到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维护司法的公平与正义的立法目的，即通过正义的途径来运输正义。
时间：2007年12月15日、16日
地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萃园大厦
主办方：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
报道方：博客中国
参与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现场报道：博客中国
第六场 自由讨论
仲大军（著名学者）：叫我参加这个会，我受宠若惊，反正在法律方面是门外汉。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有一些感想。我就随便说说。首先我感觉，你们律师都在尽自己的责任，我有个感触，中国社会现在是一个正在变善的社会？还是正在变恶的社会？我们的辩护都是在为善辩护？还是在为恶辩护？我首先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更加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改革，这么一个趋向。实际上是放开更多的个人利益这么一个趋向的改革。从当年的计划经济、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模式，向更多的个人利益这个角度去发展。那么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下，更多的矛盾冲突、私人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私人与国家、政府之间，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冲突都不断发生着。在诸多的冲突过程中，法律、律师到底是怎么调节好这些冲突？怎么维持好一个公正？这是摆在各位面前的重要任务。
我听了刚才谈的非常多的一些法律、立法的健全，我也很高兴。有时候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的法律再周全，是否能周全到滴水不漏，把每一个细节，把每一个可能的空隙统统都弥补上，现在法律完善这个问题，当然我是赞成法律不断地完善，在立法、制法上的不断完善。但是我又有感觉到一个倾向，就是我们社会大的倾向。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一个德大于法的社会，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主要是以德的模式，德治，法治是放在辅助性的手段。到了今天，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说把法放在首位了。德，关于人的品行、品德、个人的自律，这些都是次要的因素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的转型，非常大的，可以说中国文化，本身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大的转型。中国现在当然是在向西方学习。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是否能够把西方的这套法律体系，这样一个法制的社会制度完全照搬好？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在公共道德各方面，私利、私欲无限膨胀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仅仅靠一些法律的程序，一些手段，是否能治理好，调节好人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一直在思考和怀疑。当然我不否认以个人利益为重的这样一个社会。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历来，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以帝王利益放在最高利益的，所谓的国家利益，最高的利益，第一利益是帝王的利益，政府的权益是最高位的。个人的权益，历来在传统上都是放在最低位的。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以个人利益为主体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了，实际上这样一种变化，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我认为是一个进步。如何来衡量我们社会的进步，我认为就是以民众行为的宽度为标志。就是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这个国民他的行为方式有更宽的，有更多的，多样化的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和国家进步的最重要标志。比如说刚才杨律师也谈到了宗教自由的问题，个人行为有很多自由，如果这个告诉，这个法律能允许，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的行为有更多的宽度，这说明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也就是说这个开放空间越大，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标准。但是现在又有一个矛盾。当你开放的空间非常大的时候，你个人自由非常多的时候，又产生的非常多的相互冲突和矛盾。那么如何调整，使大家并行而不备，如何让大家共容，让每个人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自由的行为，但是又不发生冲突，又合理的协调在一起。这使我想起我们中国先秦时代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我们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很快被秦统一中国，被大一统而兼并了，而统一了。今天的中国，我认为历史又在发生这样一个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面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能不能承受了这样一个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情况？中国的社会有没有这个承受力？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最大的挑战问题。我们可以放开，可以充分放开，但是放开之后，是否会发生各种混乱？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问题。我们中国人已经有了历史实践，我们2000年以前，有非常多的思想，我们的社会实践已经都演变过，都已经演习过了。那么今天的历史阶段，我发现非常像中世纪，就是15世纪、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我研究历史，我感觉到中国和欧洲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当欧洲经过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以后，它在15、16世纪就开始文艺复兴了，它重新发现古希腊，发现古罗马有些个人的东西，发现人性的东西，可是中国，中国的这一复兴，一直推迟到比欧洲晚了500年，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应该恢复到发现我们过去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中国的学者，一学习都是完全照搬。实际上好好探索一下我们自身的实践，在历史上都已演习过了。可是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或者是对古希腊的发现，或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发现远远不够。现在人的思路光是在学习学习，光是照搬西方，对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发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觉到有时候也有一些困惑。就是我们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和宽容能力，来承受这场转型的问题。好比说我们国家的利益，从政府转到个人的利益为主的时候，为基础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私利，一个逐利的社会到来的时候，一个私利，甚至大于公利了，在这样的社会到来的时候，这种矛盾冲突是相当大的。我不知道我们的法律是否能承受得了这个巨大的冲突，如果现在看看西方的法律，坦率地说，如果我们完全照搬这样的法律，完全抛开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国过去2000年，实际上中国选择一条道路，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法家的道路，绝对按照法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中国人实际上最后还是选择了儒家道路，还是选择以道德为重，当然是被君王，被中央集权，被王权制所利用的一种文化，但是这样的文化，它节省了非常多的成本，可以说政治成本、行政成本节省的很多。一个县官他又是法官，又是行政官，都集合于一身的，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反思。它在真正有些效率和效果方面，它不一定比现在完全的西方的这种模式差或者是怎么着。所以说我在这里也说一下门外汉的话，供大家思考。总之，我感觉到我们法律在不断完善，但是我们文化矛盾冲突仍然还是潜在的，中国的文化和现在西方的矛盾冲突还是仍然存在的。就是德与法，这两者的问题。如果我们下边一味的就是靠法律，认为法律可以至高无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中国的问题就非常复杂了。
当一个国家都失去了道德，都失去良心的话，都统统地奔私利，统统的不择手段的话，那法律再完善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就谈这么多。
